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广州市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广州市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府办〔2010〕3号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民政局反映。
二○一○年一月六日
广州市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维护社会福利机构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根据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9号）、《广东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规定》（粤府令第133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福利机构是指国家、社会组织、个人或其他社会力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举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或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机构。
本办法所称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是指经市、区（县级市）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属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福利机构。
本办法所称民办社会福利机构是指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或其他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政府投资兴建，委托社会力量经营管理的社会福利机构，作为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民政部门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根据职责权限对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房管、城乡建设、外经贸、卫生、物价、工商等部门和残联等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社会福利性质，保障服务对象合法权益。
第五条 建立本市社会福利服务行业自律制度，通过行业组织制定行业标准、服务规范，维护行业合法权益和竞争秩序，并依照有关规定，承接政府移交的职能，开展社会福利服务的检查监督、服务评估等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兴办社会福利机构，扶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
社会福利机构按照国家、省和市规定享受扶持和优惠政策，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二章 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七条 市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市行政区域内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需要，组织制定本市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作为指导本市社会福利机构总体结构、布局的专项规划。
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结合实际，制定本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
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市、区（县级市）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和相应的城乡规划。
第八条 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规范和标准，具备下列条件：
（一）开办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个人必须具有合法身份，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社会福利机构必须有合法使用的固定场所。其中，全日制社会福利机构应当设置相适应的宿舍、餐厅、医疗室和室外活动场所，配备一定的医疗康复设备；每床位平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日间照料服务机构的场所和设施应当与其开展的服务活动相适应。
（三）符合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安全消防、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方面规定，依法取得相关的审批文件或合格证明。
（四）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社会工作者、卫生技术人员、护理人员、康复保健人员、特殊教育教师。卫生技术人员、特殊教育教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技术工种工作人员应具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专业技术等级证书或者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
（五）炊事员具有岗位技术等级证书或者上岗证书，服务对象超过200人的有1名专职营养师。
（六）工作人员配备符合规定，直接服务于服务对象的工作人员与生活能自理服务对象的比例不低于1：10；与生活不能自理服务对象的比例不低于1：3。
（七）国家、省规定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其他规范、条件。
第九条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立，应当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民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区（县级市）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设立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申请之日起30日内，根据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有关规范、条件进行审查，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同意设立的，颁发《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不同意设立的，应当将办理结果以及不同意设立的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后，应当根据机构性质，依法履行登记手续：
（一）属非营利性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的，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规定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二）属营利性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的，依照工商管理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
第十二条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需要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服务范围的，应当按照原申办程序向有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的，应当按照申请设立的有关程序，向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同意后，重新颁发《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并依法办理机构登记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因停业、解散或者其他原因需要终止服务的，应在妥善安置好服务对象之后，按照申请设立和登记的有关程序，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经核准，方能终止服务。
第十五条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市、区（县级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由市、区（县级市）民政部门核发《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其设立、登记以及变更、终止程序，根据事业单位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组织和个人以及华侨、国外的申办人，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在本市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应当向省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省民政部门受理申请后会省外经贸部门办理。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本市以独资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举办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的，由市民政局负责审批。具体办法由市民政局按照省民政厅的要求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区（县级市）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市民政部门有关规定，对本辖区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统计，并上报市民政部门。
第三章 服务和管理
第十九 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按照核准登记的服务范围和项目执业，执行国家、省、市社会福利机构工作规范，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确服务标准。
社会福利机构的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根据设施和设备条件、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以及服务对象需要护理的等级设立服务项目，制定服务价格，并向社会公开。
非营利性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应当在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内，经区（县级市）民政部门审核并报同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执行。
营利性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依法自主确定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后，报区（县级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人）签订服务协议书，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服务协议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各方当事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地址及联系方式；
（二）服务内容和方式；
（三）收费标准及费用支付方式；
（四）服务期限；
（五）协议变更、解除及终止的条件；
（六）违约责任。
第二十二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按照工作规范、服务标准和协议约定内容提供服务，并为服务对象建立完整档案，不得歧视、虐待、遗弃服务对象。
第二十三条 社会福利管理机构对符合《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内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建立公开透明的办事制度，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每月将伙食账目向服务对象及其家属（监护人）公开，接受其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区（县级市）民政部门应当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进行年度检查。具体办法由市民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四章 扶持和优惠
第二十六条 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可按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征收集体土地建设非营利性社会福利设施的，在申报用地审批时，可以按照省、市有关规定申请减免征地管理费。
第二十七条 对社会福利机构减免应缴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的，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社会福利机构用水、用电、用燃气，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收费。
第二十九条 社会福利机构依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十条 社会福利机构申请设立医疗机构（含康复医疗机构）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有关规定予以办理。
社会福利机构设立的医疗机构，经有关部门审核，符合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条件的，应当享受定点医疗机构待遇。
社会福利机构设立的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服务的，执行当地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 社会福利机构设立医疗机构聘用的卫生技术人员，在科研立项、继续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同等的待遇。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扶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发展。具体扶持办法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社会福利机构不得擅自改变其主要场地和设施的用途。改变用途的，不再享受相关的政策优惠，由有关部门追缴已减免或应补缴的相关费用。涉及违法变更的，应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鼓励社会组织、个人或其他社会力量向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捐赠。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接受捐赠，应当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区（县级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本地区扶持社会福利机构的具体措施，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社会福利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据《广东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由区（县级市）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一）违反社会福利机构工作规范和服务标准，侵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
（二）未依法履行设立、登记、变更或终止手续的；
（三）在审批和登记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四）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或有关登记证书的；
（五）超出核准登记的服务范围开展活动的；
（六）发生责任事故的；
（七）其他违法行为的。
市民政部门直属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有前款情形之一的，由市民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级市）民政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据《广东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为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办理享受优惠、扶持待遇手续的；
（二）侵害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合法权益的；
（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市政府《印发〈广州市民办社会福利事业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1996〕72号）同时废止。本市以往与本办法所规定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有效期5年。期限届满，根据实际修订。
构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
韩德胜
职务犯罪侦查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尽管有不少理论界人士认为该权力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存在矛盾，笔者认为这一权力正是法律监督的深层次表现。笔者不否认检察机关在行使这一权力时由于立法、执法及司法环境的影响的确存在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既与执法水平不高有关，更突出的是监督力度不够，因而构建一套完整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监督体系迫在眉捷。
一、外部监督网络化
职务犯罪侦查外部监督体系其目标是要解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侦查权不当扩张，使之在法治轨道上前行。
（一）人大监督常态化。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检察机关得以存在的基础——人民代表大会，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监督体系的领头羊。笔者认为人大监督在以下几个领域还应当加强。
1、定期检查制。基于宪法授权，检察机关应对同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同级人大在此基础上应设置可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制度。此监督方式采用事后监督，即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如举报线索处理情况的检查；侦查行为不当情况的检查，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专项检查。
2、个案监督制。人大常委会对个别重大案件进行个案全程监督，是保障个案正确处理有效机制。现阶段，人大个案监督随意性较大，还没有形式一套法定程序。笔者认为一是要解决监督范围。针对检察机关查处重特大、有影响的要案，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可行使监督权；三是要解决监督效果，对于人大提出的纠正意见，检察机关应将改正结果及时报告，必要时人大对相关责任人可行使质询、罢免权，以保证人大监督的权威性。
3、规范指导制。人大代表在听取广大人民的意见基础上，根据当地当时社会、经济情势，针对职务犯罪不同时段的特点及侦查行为突出的问题进行规范性指导，如在一段时期内因公共利益需要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重点进行指导；对该地区普遍性存在的非规范性侦查行为进行指正；对选民普遍关心的职务犯罪侦查问题责令检察机关予以说明等，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纳入当地的全局中去。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制化。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中的排头兵。这一制度不仅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同时还具有广泛的试点经验。该制度试行以来，取得的社会效果有目共睹。但从实践中来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笔者在肯定该制度巨大作用的同时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规范：
1、国家意志性。一项被实践证明的良性制度其最终走向莫过于被国家承认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仅仅是高检院的一项单项规定，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共识。笔者呼吁检察机关高层领导应将其纳入立法建议计划中去。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增加人民监督员制度相应的规定。
2、监督范围的前移性。现行《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条明确了监督的三类工作：逮捕（指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案件，对这三类案件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无可争议。但笔者认为还应补充二项内容：初查后拟不立案案件，立案后实施了涉及犯罪嫌疑人财产权利的侦查行为（如扣押、查询、冻结等），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案件。
3、操作规程的规范性。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权同样也存在规范性问题。《规定》的设计还应进一步完善：一是要保证监督者的相对独立性。《规定》第六条“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察长颁发证书”，其内容不符合相对独立性原则，它没有排除检察干警担任人民监督员的可能性，由检察长颁发证书，又陷入“让谁监督由我决定”的怪圈。针对这一点，笔者设想：一是监督的主体由人大从具有选举权，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公民中随机产生，且严格回避制，并由人大决定；二是监督方式的平等性。对逮捕案件采用事后监督，而对不起诉和撤销案件采用事中参与同步监督，针对嫌疑人来说逮捕案件监督多了一次权利保障，而撤案和不诉案则又多了一项权利保障限制。因而应当予以统一，均要用事后监督。三是经费保障社会性。现行人民监督员相关经费由检察机关支付，其弊端显而易见。笔者建议此项经费应由财政单列，纳入人大经费系列。
（三）抗辩行为全程化。现代诉讼制度要求控、辩、审三方在地位相对均衡状态下，由正当程序予以保障来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真实。检察机关有义务保证其抗辩权在侦查过程乃至诉讼过程得以实现。
1、沉默权限制使用。基于米兰达忠告而产生的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而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侦查机关应尽的义务。就职务犯罪独有的特点上分析，笔者认为既要赋予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沉默权，又要让其行使沉默权有必要的限制。笔者设想，针对职务犯罪，沉默权的限制应在这些范围内：一是只有言词证据才能反映该罪状本质的相关罪行不得沉默，如索贿行为的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等；二是有证据证明案发时其在犯罪现场并有犯罪嫌疑；三是在组织犯罪中，有证据证明其在该组织属重要成员；四是基于相同的行为已被刑事处罚，上述四类人员不享有沉默权，其他犯罪嫌疑人一旦选择沉默权则意味着同样放弃申辩权。
2、律师辩护权前移。笔者认为全方位抗辩权的实现必须要赋予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同步的抗辩权。最高检于2004年2月20日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也是检察机关竭诚欢迎外部监督，保障人权价值取向。
3、获取国家赔偿无因权。当各种外部监督仍无法控制侦查缺陷时，犯罪嫌疑人仍有最后自救方式，即获取国家赔偿。但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因权利相对人提起为启动程序。实践中因种种因素，当事人被迫放弃权利现象较为普遍。笔者的建议是当不当侦查行为符合赔偿法的赔
偿范畴，义务机关必须无条件予以赔偿，而不必因相对人不予启动而逃避义务。
二、内部监督制度化
自侦案件外部监督网络解决的是侦查权不当扩张问题，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外部监督提供了一个适度空间，但更直接的监督应是来自检察机关的自律，自律的方式就是建立内部监督规范体系，使之制度化。
（一）必须构建初查跟踪监督机制。由于初查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对初查的监督应成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重中之重。
1、初查启动登记报告制。现行初查行为的启动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单方决定，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渗透到这一“程序”中去，使得初查随意性，专横性太浓。因而为制约该权力的行使，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笔者认为登记报告制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启动初查行为应事先报告，由检察长批准，减少侦查人员随意性，另一方面当案件处于紧急情况下，亦可以先行初查，但紧急状态消失后应及时登记以供备查，消除初查行为的隐匿性。
2、初查过程跟踪制。当初查行为正当启动之后，为保障初查行为不被滥用，防止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自我膨胀，设立初查过程跟踪制尤为必要。笔者认为跟踪制的内容应包括初查全过程是否朝向侦查方向进行；初查目的是否明确；初查手段是否正当，初查中是否不当使用了属立案后的侦查措施；初查所获取的资料是否具备转化为证据的现实性；初查是否非法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等等。
3、不立案原因审查制。笔者认为针对职务犯罪应立而不立的案件可引入审查制，由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其方法可比照针对公安机关应立而不立的案件进行具体操作。
（二）必须创建侦查联动制。这一制度的创建基于以下理论基础：一是检察一体化领导体制，二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目的的同一性。前者对外来讲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对内来说是检察业务一体：上命下从、检察活动跨地区协作、检察职务相互联系和转移。后者表明检察机关内设部门职权行使的目的均是围绕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该机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1、纪检监察部门在场制。笔者的构想是当案件进入立案程序之后，重要的侦查活动有必要让纪检监察部门行使责任范围内的监督权，其内容有三：一是有必要让纪检监察部门派员现场监督，向被讯问人发放权利告示卡，讯问完毕后由被询问人填好权利告示卡，纪检人员收回：二是纪检干部参与讨论侦查重大事项，参与讨论的责任是要保证决策形成的合法性，避免因决策不当而造成侦查行为非法；三是纪检干部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投诉，控告。
2、侦查指挥中心力量整合制。目前大多数检察机关设有侦查指挥中心，但其作用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发挥侦查指挥中心的作用，一是将该机构从自侦部门独立出来形成类似于检察委员会规格的部门，保证力量整合权力的有效行使；二是建立机关人才库档案，当某一类特殊手段的犯罪出现时由中心从人才库中选任力量，阶段性地充实到侦查队伍中去；三是整合力量还必须充分考虑监督的必要性。
3、提前介入督导制。理论界一般将提前介入与公诉引导侦查作为一个层面来研究。笔者认为公诉督导侦查才符合提前介入的目的。“督导”包含“监督、引导”两层含义。基于此，提前介入督导机制具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职务犯罪侦查的提前介入核心是要让侦查人员明白本案的待定事实需要哪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要督导侦查人员通过合法途径获取证据以及何种形式的证据将在法庭上不被采用，让侦查人员知晓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三是要督导侦查人员以庭审为目标，以人权保障为基准合法使用侦查程序，以确保程序正义得以实现。
4、司法警察看管制。为了规范侦查行为，各检察机关普遍设立了司法警察部门或配备了相应的人员。这些人员的配置在很大意义上讲负有自侦案件侦查过程中的看管、强制执行等责任。但在实践中贯彻得并不彻底。作为内部监督范围之一，同时又为了被讯问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权保障，由司法警察在讯问时进行提押，看管应被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
（三）要试行撤案听证制。撤案处理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单方行使，导致对撤销案件监督不力是社会对检察机关非议的重点。笔者就撤案问题进行了如下二点思考；
1、撤销案件范围内的已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且该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如果证据不能证明其有罪则应以移送不起诉进行处理，而不应归入撤销案件范畴。
2、建立撤案案件听证程序。针对经侦查既无犯罪事实又无确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在作出撤案处理时设置内部听证程序。由侦查人员报告侦查过程，论证撤案理由，说明撤案依据，让撤案处理处于公开状态。听证以后由听证委员表决该案是否需要继续侦查，还是最终作出撤案决定。
（四）培养现代法治观念，树立侦查人员先进的思维方式，是自身监督体系中的基础。笔者认为现代法治理念所包含的内容中能对侦查人员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权保障观念。人权保护有着让社会每人成员免受滥用国家权力的侵犯，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有助于依法治国，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重大意义。只要认识到人权保障的实际价值，侦查行为中的诸如不立案就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获取证据不惜体罚虐待、刑讯逼供；只注意有罪证据而对无罪证据不予关心；办案久拖不决，超期羁押；对证人变相关押，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等不当侦查行为就会消失。
2、程序公正观念。程序公正观念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在于：一方面在程序公正观念支配下实施的侦查行为具有合法性基础而不会被贴上“违法侦查”的标签；另一方面它更能有助于案件真相的发现，且一旦认定就具有不可逆转性。如正当程序的讯问获取的口供能有效地防止翻供；正当程序下提取的证据因其更客观真实而具有强大的证明力而不被排除；正当程序下采取的强制措施因其程序的无懈可击更能让犯罪嫌疑人心悦诚服；正常程序下牺牲了部分真实还能确认嫌疑人有罪，更能彰显正义。
3、全面证据观念。我们历来将侦查的重点放在如何获取嫌疑人口供问题上，其它刑诉法规定的六类证据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印证口供的真实性。言词证据是最不确定的证据，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证据，更是被法庭经常否定的证据。在全面证据观念框架中，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至关重要。一是口供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案件真实，而在于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表现的是证据的关联性，其它证据才是证据的客观性；二是充分认识和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侦查人员的内心圈定“非法证据”的范围，从而在实践中不去跨越这道红线。
最后还要建立不当侦查行为处罚制度，针对侦查人员故意违犯规定所实行的不当侦查行为，可根据其危害程度的大小建立“不当行为警示制”、“违规行为公示制”、“违法行为追究制”，以保证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1998年法律出版社；
2、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2003年中国检察出版社；
3、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1997年北大出版社；
4、（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