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则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则
（1993年9月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5号发布，根据1997年12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4号修正，根据2007年11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7号修正，根据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14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2012年2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1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等15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切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水域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利用，鼓励全民、集体单位和个人发展水产养殖业。
第三条本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规定》和本细则，遵循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加强监督管理，保护和促进本市渔业生产的发展。
本市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环境保护、土地、农业、水利、港航监督等部门，应当协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本细则。
第二章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本市对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一）本市范围内的长江、黄浦江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二）县（区）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滩涂及精养鱼塘等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三）乡（镇）范围内的园沟宅河、池塘等小型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所属乡（镇）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四）本市范围内跨县（区）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有关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制定管理办法；跨省市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市（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与有关省（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制定管理办法。
第五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规定》，确定渔业水域养殖使用权，发给养殖使用证：
（一）凡在县（区）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滩涂和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同意后交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核，由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发给养殖使用证。
（二）凡在乡（镇）范围内的园沟宅河、池塘等小型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发给养殖使用证。
（三）凡利用跨县（区）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有关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分别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有关县（区）人民政府联合签发养殖使用证。
（四）凡在市属国有水产养殖场的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使用单位向所在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所在县（区）人民政府发给养殖使用证。
《渔业法》对全民所有水域的养殖许可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养殖使用证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六条填没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由填没单位向所在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填没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由填没单位向所在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填没精养鱼塘的文书，由批准单位同时抄送县（区）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填没精养鱼塘应当一次性支付各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鱼塘开发费用。
征收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须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征收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须经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
征收精养鱼塘的，应当依照国家《土地管理法》和本市征收土地的有关规定支付税、费，并一次性支付各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鱼塘开发费用。
回收的鱼塘开发费用，应当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作为专项资金，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用于今后的商品鱼生产基地建设。
第七条凡在自己的养殖水域外从事捕捞作业的，均应当向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区）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领得捕捞许可证后，方准进行捕捞作业：
（一）在本市范围内的长江、黄浦江渔业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捕捞许可证。
（二）在县（区）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滩涂等渔业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由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捕捞许可证。
（三）外省市渔民在本市管辖的渔业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由本市县（区）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渔业水域管理权限，核发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县（区）核发的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应当按季度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非渔业生产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捕捞作业。科研、教学等部门因工作需要从事捕捞作业的，需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九条凡在本市渔业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依照《上海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上海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并按规定管理、使用、上缴。
第十条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捕捞许可证时，应当注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
第十一条养殖使用证和捕捞许可证不得涂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十二条未经许可，不得在增殖渔业水域和他人的养殖渔业水域内垂钓。
第十三条在河道或者航道等渔业水域内进行养殖生产和捕捞作业的，还必须遵守水利和航道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渔业资源保护
第十四条市、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鱼、虾、蟹、贝类等重要的产卵场、越冬场、幼体成育场及其主要洄游通道，可以视不同情况，制定禁渔区、禁渔期、各类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
为保护渔业资源，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县（区）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在河口、江海交汇处、滩涂和重要水利工程所在水域划定禁渔区。
第十五条不得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
不得在通潮河道（包括闸口）敷设张网。经特许在水闸口敷设张网捕捞的，囊网网目尺寸不得小于4厘米，作业期为每年8月1日至31日和12月1日至次年2月底。
第十六条对鳗苗、蟹苗资源应当实行限时限额捕捞，合理利用。捕捞期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年季节、气候等情况制定发布。鳗苗、蟹苗的生产应当首先满足本市养殖的需要。
第十七条取缔鱼鹰。禁止使用毒药（包括含毒农药）、爆炸物、石灰水等进行捕捞。对龙口网等作业方式应当严格限制。
第十八条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起捕标准，捕大留小，保护渔业资源。起捕标准为：青鱼、草鱼700克以上；鲢鱼、鳙鱼300克以上；鲤鱼250克以上；鳊鱼150克以上；鲫鱼50克以上；河蟹50克以上。
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代销在禁渔期、禁渔区捕捞的和不符合起捕标准的违禁渔获物。发现违禁渔获物时，应当及时报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第四章渔业水域的污染防治
第二十条对排放污水（包括农田施用农药后的排水）、污染物，污染渔业水域而造成渔业损失的单位和个人，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协同环保部门对渔业水域污染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渔业环境监测站应当对渔业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测，并将结果及时向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为处理污染渔业水域事故提供监测数据。
渔业环境监测站应当纳入本市环境监测网络。
第五章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第二十二条市、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和渔业乡（镇）可以设置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派驻渔政检查员。
各县（区）群众性护渔组织，应当在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领导下，依法进行护渔管理工作。群众性护渔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行使行政处罚权。
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渔政监督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或者作出决定。
第二十三条渔政检查员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培训、考核。
市渔政检查员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后报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县（区）渔政检查员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渔政检查员由负责审批的机关发给渔业行政执法证。
第二十四条渔政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着装整齐，佩戴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志，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群众性护渔人员在执勤时，应当佩戴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标志。
第六章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五条对保护水产资源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检举、制止破坏水产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县（区）人民政府或者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违反《规定》及本细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处理：
（一）违反《规定》第十三条及本细则第六条，擅自填没、征收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的，责令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二）违反《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捕杀鱼、虾、蟹、贝类等的苗种、幼体的，应当赔偿损失，没收其渔获物及捕捞工具，已出售的，追缴非法所得，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规定》第二十三条及本细则第十二条，未经许可，进入养殖经营者的水域垂钓的，应当赔偿损失，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追回渔获物；不听劝阻的，处以5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按照法律、法规和其他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对违反本细则第九条第一款，未按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补缴，并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凡违反法律、法规而受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履行处罚决定。
第二十九条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没收的渔获物和渔具、违法所得以及罚款等，均应当开具经市财政局批准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凭证，并进行登记，归入渔政档案。
对没收的渔获物，个人不得擅自处理，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部门收购。
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三十条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正在进行的违反渔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立即予以制止。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处罚决定后，应当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执行。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对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细则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三十三条本细则由上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本细则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1987年5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试论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
施汉嵘 严志凌 丛红亚
问题的提出
1997年8月20日，江苏省如东县农民李桂元向如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邻居马群夫妇偿还借款62330元并支付约定的利息。李桂元向法院提供了签署日期为1997年4月15日的借条及附件(借款清单)各1份。借条上载明：马群夫妇共借到李桂元现金62330元，月利率为10％。该借条上所有的文字均系李桂元本人书写，落款处盖有马群的私章并捺有马群妻子的指纹。附件上列明白1993年至1997年4月马群夫妇的借款共18笔，合计62330元。该附件上所有的文字亦系李桂元本人书写，每笔借款的数字及小计的数字均盖有马群的私章，另在马群妻子的名字上捺有一枚模糊的指纹。审理中，马群夫妇拒不承认借款6万元的事实。如东县法院遂委托县公安进行指纹鉴定。县公安局经过鉴定，结论为：借条及附件上的两枚指纹均为马群妻子左手食指指纹。据此，如东县法院于1997年9月29日作出判决，由马群夫妇偿还李桂元借款62330元，支付利息3407?37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4250元。
马群夫妇不服一审判决，以李桂元提供的借条及附件上的印章及指纹系李桂元利用与马群妻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偷盖、偷捺而成，属于伪证为由，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李桂元坚持认为借条及附件确系1997年4月15日用圆珠笔书写完成，并提供了其于1997年4月至7月间用同一支圆珠笔书写的其他文字材料。二审法院根据马群夫妇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借条及附件上圆珠笔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如下：检材字迹材料物质的老化程度，与1997年7月书写的样本字迹老化程度一致，借条及附件应是1997年7月书写。该鉴定结论确定的书写时间与马群妻子提出的相关异议吻合。二审法院据此鉴定结论并综合分析了其他证据，认定李桂元提供的借条及附件系其伪造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1999年7月7日，二审法院作出了撤销原判，驳回李桂元的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李桂元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处以拘留10日、罚款1000元。
一场历时两年的借贷诉讼虽告结束，但被无辜卷入诉讼的马群夫妇经济上、精神上均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群夫妇一纸诉状，将李桂元推上被告席，请求法院判令李桂元赔偿因借贷诉讼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5934元，并判令李桂元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5000元。马群夫妇的这一诉讼，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恶意民事诉讼的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受到的损害，应否给予司法保护?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恶意民事诉讼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卷入诉讼的行为。根据这一概念，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有两个：
第一，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如下行为：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并以此作为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支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义务。由于行为人的起诉有所谓的起诉证据，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应予受理，因而相对人往往被卷入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之中。
第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作出责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给付义务的判决。
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其行为侵害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维护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一项诉讼义务。恶意民事诉讼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义务，干扰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而且有可能使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进而在实体上作出错误的判决。
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其行为还侵害了相对人的民事权益。由于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使本来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无端卷入诉讼，相对人为应诉或提起上诉，甚至申请再审，必然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影响正常的工作或生产经营。因此，相对人不仅财产权利会遭受到损害，有的人格权也会遭到损害。
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赔偿请求权的取得条件
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赔偿请求权的取得，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伪造、变造重要证据作为支撑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查明并在生效判决的事实部分和证据分析认定部分予以确认，其在主观方面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已经生效判决在论理部分予以揭示；二是行为人的诉讼请求已经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在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之前，相对人不能以自认为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系恶意民事诉讼为由，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行为人赔偿损失。这是因为，行为人的民事诉讼行为的性质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相对人此时不具有取得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这里有两种模糊认识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有人认为，相对人可以不必等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行为人提起的诉讼属恶意民事诉讼之后，就可以对行为人提起反诉，一并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明显不当。理由是，不仅相对人的赔偿请求权尚未实际取得，而且相对人的这一请求不符合反诉的条件，最明显的是，反诉原告是承认本诉的存在，提起反诉的目的是为了抵销或吞并本诉请求。而恶意民事诉讼的相对人是不承认行为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二是有人认为凡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其相对人都应取得赔偿请求权，都可以提起新的赔偿诉讼。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般的判驳案件，有的是由于起诉人举证不足造成的，有的是由于起诉人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等等。这些起诉人与本文论述的恶意民事诉讼，应当说有着质的区别。如果认为他们的诉讼请求被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后，其相对人也取得赔偿请求权，则不利于诉权的行使，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而是不可取的。
2?相对人存在损害事实。这里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权利的损害和人格权利的损害。财产权利的损害，指的是财产的直接损失。人格权利的损害，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如健康权)受到损害，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如名誉权)受到损害。
3?相对人存在的损害事实与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与相对人存在的损害事实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上述三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恶意诉讼相对人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则不仅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而且享有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赔偿的范围与数额的确定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因其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为人赔偿的范围应以相对人受损的范围为限，这是确定行为人赔偿范围的原则。相对人受损的范围包括财产的损失与精神的损害两个方面。
相对人财产上的损失主要包括：为应诉、提起上诉、申请再审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聘请律师的费用、取证费用等，即相对人参加诉讼全过程直到生效判决对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时止所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计算这部分损失，应当采取客观合理的标准，尽量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交通费、住宿费应以相对人的实际支出数额为计算依据，有充分证据证实相对人扩大损失的部分除外。如相对人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为参加诉讼讨回公道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的，则可将此节作为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事实，另作赔偿。聘请律师的费用，应以国家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作为计算的依据，超出规定数额的，不予保护。误工时间的计算，应当包括到庭参加诉讼的时间、收集证据的时间、向代理律师进行必要陈述的时间以及相应的合理在途时间。
对相对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个比较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比如本文开头援引的案例，相对人马群妻子为澄清事实，不得已而向法庭陈述行为人李桂元利用与其有男女私情偷盖马群的私章、偷捺其本人指纹，虽然当事者在男女私情上自有过错，但这一陈述显然对自己、对各自的配偶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均会带来精神上的创伤与痛苦，而且在李桂元的恶意民事诉讼未被揭穿之前，周围一些群众已经认为马群夫妇“不讲信用”、“赖债”，造成了马群夫妇名誉权受到损害。因此，对于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衡量，不能以一个统一的、不变的尺度来计算。如何判赔，总的来讲，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自由裁量也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根据行为人的故意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能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程度，公平合理地予以确定。关于相对人精神上的受损程度，则应综合考虑恶意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持续时间的长短、相对人心理压力的外在表露、外界对相对人受诉的反应力等因素来确定。相对人心理素质因素不同，外界对相对人受诉反应力大小的不同，都可以引起相对人精神受损程度的变化。因此，应当区别情况对待。
一点立法建议
民事诉讼法已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一章中明确地规定了对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给予法律调整的措施，这对规范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维护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保证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行为人的恶意诉讼行为。同时还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又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对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关系如何调整，民法通则尚无明确的条文规定。应当说，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从立法趋势来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承认故意滥用诉权的责任。本文所论述恶意民事诉讼，即属故意滥用诉权的一种。因此，笔者建议：对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责任，应当尽快地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做，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