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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景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关键词: 企业买卖 资产交易 股权交易 瑕疵担保责任
内容提要: 企业本身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企业买卖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将企业作为整体进行出卖，即可以通过资产交易的方式进行买卖；二是出卖企业的股份。在前者情形，为转移企业，需要转移企业所属的全部财产标的；在后者情形，不需要转移各项财产标的，仅需要转移承载企业之公司的股份。企业买卖的规制与法律体系紧密相联系：在传统框架之下，企业买卖构成法律漏洞，而且是有认识的法律漏洞；在现代框架之下，对于企业买卖，相应地适用物之买卖的规则。企业所属各项财产标的上存在的物之瑕疵，仅在其对于企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时，始构成企业之作为整体的瑕疵，也就是企业瑕疵；而其上存在的权利瑕疵，在其对于企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时，可以构成企业的性能瑕疵，但不构成权利瑕疵。对于企业买卖，应当摒弃双轨制的法律适用，也就是原则上应当适用瑕疵担保责任规则，而不是适用缔约过失的责任原则。


买卖构成合同法乃至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生活中，食品与服装等日用生活品的买卖，机器和设备等生产资料的买卖，船舶和飞机等的买卖，都不为人们所陌生。然而，将一个企业的整体或者一个部分作为法律往来的交易客体，无论从国内层面看待，还是从国际层面看待，虽然由始至终都具有至为突出的实际经济意义，并且一向以“企业兼并和财产取得行为”（M&A - Geschafte）[1]而著称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但作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作为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制对象，在国内尚未见研究，至少可以称得上是鲜有研究，更加缺乏深入和细致的法理研究和探讨了。还应当认识到，企业买卖之作为买卖，远非通常所想像的那么简单，而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其并非单纯地涉及买卖法自身的问题，而是在此之外，尚大量涉及极其复杂的公司法的问题、劳动法的问题、税法的问题，以及竞争法特别是卡特尔法的问题。本文仅尝试对企业买卖中的买卖法问题，特别是对其中的给付障碍和瑕疵担保责任问题作出探讨，而且主要限定于对这一主题的基本框架和重点问题的探讨。

一、企业作为买卖合同标的之特殊性

（一）企业不构成统一的权利客体

企业之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之所以会造成重大的困难，是因为企业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形态的、统一构成的权利客体，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集合体现象。[2]其通常由诸多的物、权利和其他的标的所组成，具体可以由土地、机器、存货、债权、专利、商标、商号、专有技术、创意、商誉以及客户所组成。仅从企业购买特定的标的，如购买一台机器、一块土地，或者一项债权，那么这只是构成单一的标的，尚不构成企业本身；也就是在此种情形，若买受的标的存在瑕疵，则迳可以适用买卖法中规定的瑕疵担保权利。[3]而在将一个企业作为整体买受的情况下，事情显然要复杂得多，以至于将会提出下述的问题：在企业之特定标的存在瑕疵的情形，是否可以将其认定为企业之作为整体的瑕疵，也就是将其认定为整体企业的瑕疵，进而直接适用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规则？

（二）企业转移的实行方式

按照合同自由的原则，企业本身也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来对待，也就是完全可以像一个单个的物那样被出卖和买受。具体地讲，这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执行方式：一是将企业作为整体进行出卖；二是出卖企业的股份。[4]

首先，可以将一个企业作为整体进行出卖。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企业不是一个统一的权利客体，而是由许许多多的物、权利和其他标的组成的集合物，故依照物权法中的物权特定原则，[5]企业的这些构成部分不能够整体性地被转移，而仅能够采取对全部的标的进行个别转移的方式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按照企业所属的各项财产标的各自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实行转移。这具体意味着：不动产必须按照不动产法的规则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通过合意和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实行转移；动产必须按照动产的规则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通过合意和交付实行转移；债权和其他的权利，如工业产权等，必须按照权利的规则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通过让与实行转移；指示性证券必须按照证券的规则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通过背书实行转移；债务必须按照债务的规则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通过合同进行承担，或者必须依法实行转移；而整个的合同则必须按照债权和债务的规则实行转移，也就是必须通过债权和债务的全面转移予以承受；如此等等。[6]这种执行方式在学说上被称作为个别继受（Einzelrechtsnachfolge），但更多地被称作为资产交易或者财产交易（asset deal）。[7]

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企业常常是以公司作为自己的载体，如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自己的载体，或者以股份有限公司为自己的载体。在此种情形，也可以采取购买公司股份的方式来受让企业，而不再需要像在资产交易中那样个别地转移各项的企业财产。这种执行方式在学说上被称作为全部继受（Gesamtrechtsnachfolge），更多地则被称作为股份交易或者股权交易（share deal）。[8]由于这里不需要转移企业所包括的各项具体财产，而仅需要转移公司的股份，故从法律视角看待，这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件和过程：这里必须适用有关股份转移的规则，在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载体的情形，必须适用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转移的规则，在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载体的情形，必须适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移的规则。这进一步意味着若一块土地为一个企业所拥有，那么在采取股份交易方式转移该企业时，由于该土地的所有权人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仅是股份的持有人发生变动，故无需实行不动产转移合意和登记；也正因为如此，既不需要也没有可能对不动产登记簿作出相应的更正。[9]不难看出，采取资产交易的方式转移企业不仅费时，而且也是一项颇费成本的工作。因此，若企业已经以公司作为载体而存在，那么买受人可以通过股份交易而取得该公司的全部股份，或者取得该公司之控制性的多数股份，从而间接地取得该整体企业。这在做法上要简单得多：因为企业各项财产的权利人资格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企业的各项财产继续为企业所拥有，或者说继续为作为企业载体的公司所拥有，只是公司的股份持有人，也就是公司的股东，发生了改变。[10]

二、法律规制体系对解决模式的意义

同一问题在不同的规制体系之下会有不同的解决可能性和路径。给付不能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在事实构成进路的体系之下对于损害赔偿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同样一个范畴在法律效果的体系进路之下对于损害赔偿仅具有边缘性质的意义，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具体到企业买卖的情形也是这样。

（一）传统规制体系

传统的规制体系以德国民法典中的旧买卖法为典范。在这一范式之下，判例和通说均认为，出卖人原则上应当依照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法对企业的瑕疵负责任。但在旧法的框架之下，此举具有下述的重大缺点：瑕疵解除制度并不合适，因为当事人通常并不希望进行清算了结；在过失的情形，不存在一般性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是不存在通常人们所希望见到的过失责任；对于请求权，适用短期的特别时效。[11]为消除或者为尽可能地减少这些缺点和不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系以一个十分狭窄的物之瑕疵概念作为裁判的依据，目的是以此种方式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创设适用的空间和需要，由此产生了双轨制的解决问题方案。[12]在涉及企业的一些特征数据的情形，如在涉及所出卖企业的收益、营业额或者债务状况的情形，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一种类的情形，出卖人不再依照物之瑕疵担保责任规则负责任，而是按照缔约过失的责任规则负责任，并因此适用通常期间的普通时效。[13]

存在上述双轨制解决模式的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仅对物之买卖和权利买卖作出了规定，[14]而没有对在此之外存在的其他标的物作出相应的规定。这倒不是伟大的德国民法典之父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而是在民法典创制之时，民法典之父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除物和权利之外，尚存在其他的标的物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只是考虑到在这一方面尚不存在紧迫的需要，故此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制。[15]就是说，即使现在的人们一定要认为这是一个立法上的规制漏洞，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规制漏洞，那么这也应当是一个有认识的规制漏洞，或者说是一个有意识的规制漏洞，仅此而已。正是有这样一个漏洞存在，才使得判例和学说有可能在不同的解决模式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现代规制体系

现代规制体系同样以德国法为典型，但不再以德国的旧法为典型，而是以德国现代化的买卖法为典型。然而与人们的一般观念不同的是，在讲求立法技术体系的背景之下，德国的新买卖法同样没有对企业买卖作出自己的单独规定，如规定在企业买卖的情形，应当适用物之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则，或者适用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则，又或者适用给付障碍法中的一般性规范，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规制道路：仅对于物之买卖，立法者给出了详尽的并且是终结性质的规定，同时为这一法律范畴设置了物之瑕疵责任和权利瑕疵责任；而对于权利的买卖，以及对于其他标的的买卖，立法者则通过引用性的规范规定，应当相应地适用民法典买卖法关于物之买卖的规则。[16]无论从法律文本的字义出发进行解释，还是从法律制定的历史出发进行解释，[17]企业的范畴都应当被包含在“其他标的”的范围之内，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具体意味着对于物之外的其他标的的买卖，原则上适用关于物之买卖的规定，但不应当忘记的是，这里仅为相应地适用（entsprechende Anwendung）,[18]而不是完全的适用。这样规定至少具有下述的好处：一方面，对于权利和其他标的的买卖，包括企业买卖，应当受到物之买卖规定的约束，也就是与物之买卖一样适用同样的规范；但另外一方面，在法律适用上同时也创设出了足够的自由空间，使得在具体的适用情况之下，尚可以充分地考虑和顾及这些买卖标的物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做到更加自由地、修正性地适用物之买卖的法律规则。[19]例如，对于企业买卖而言，就不能够适用解除的法律救济，也就是不能够赋予买受人以解除权，因为企业在买受人行使解除权的时点所处之状态，与企业在当初危险转移的时点所处之状态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完全的不同，于此种情形再行实施清算了结已经是一种“给付不能”。其实，这恰恰也是买受人买受企业从而按照自己的意图实施经营管理所必然的一个结果。[20]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不适用解除规则并不必然意味着像物之买卖情形一样全面适用债法的一般规则，考虑到企业买卖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的思考逻辑并不妥当。

三、可资适用的法律救济及其界限

（一）通常的瑕疵担保责任

在现代体系框架之下，对于物和权利之外的其他标的的买卖，也就是对于本文所探讨的企业买卖，相应地适用物之买卖的规则。这进一步意味着企业的出卖人必须向买受人负担一个企业，并且该企业不能够存在任何的瑕疵，也就是出卖人负担无瑕疵给付的义务，采用学说上的表述，就是适用履行说，而不再是所谓的瑕疵担保说。在所出让的企业存在瑕疵的情形，依照物之瑕疵的责任规则，买受人原则上应当享有下述的诸项权利。

第一，买受人首先享有再履行的请求权。这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表现为修复，也就是请求出卖人除去瑕疵，如企业在物之构成上存在欠缺，或者存在瑕疵，又或者财务状况或者资金与合同的约定不相符合，买受人都可以请求消除这些不相符合的状况；二是表现为再交付，也就是交付另外一个无瑕疵的企业，然而这在起点上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无论在何种情形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企业买卖合同的情形，合同的标的仅为一个企业，一个特定的企业，就是出卖人所出卖的企业，而作为特定的标的，该企业并不能够被另外一个企业所替代。[21]

第二，买受人可以因企业具有瑕疵而主张解除合同，或者主张减少价款。在企业存在瑕疵的情形，解除并不是一种十分合适的响应手段，这是因为企业之作为一个“生活着的有机体”，已经因买受人经常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受到永久性的“改造”，在通常的情况之下，这也是企业出让的一个特别的实然结果，如此，在买受人主张解除的时点，企业已经典型地不同于当初营业发生移转的时点。将所出让的企业结合到另外一个企业之中，或者至少将所出让的企业结合到一个康采恩企业之内，也不完全罕见。因此，再采取简单的、返还双方所为给付的方法实行解除，已经不再为可能，实际上已经永远不再为可能。[22]与之相反，减价则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瑕疵响应手段，当事人借助于其可以重新建立因瑕疵而受到妨碍的合同等价关系，也就是重新回复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价值关系。

第三，以企业的瑕疵可以归责于出卖人为限，买受人原则上可以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替代性损害赔偿），也就是可以请求大的损害赔偿。但由于从效果上看，替代性损害赔偿与解除具有平行性关系，而在企业买卖的情形，解除作为救济手段通常是被排除的，因此替代性的损害赔偿通常也应当是被排除的，理由是在对企业进行返还性的转移之时，将会产生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
建议修法停收社会抚养费

于伏海

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没有特殊情况的只生育一个孩子，奖励晚婚晚育，奖励做绝育手术。在这种政策下，生育一个孩子是合法的，生育两个孩子就属于超生，政府对超生的夫妻实行罚款的政策，八十年代央视春晚上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了逃避超生罚款，而游走于祖国各地生孩子的故事，那对夫妻非常可怜，但是更为可怜的是那些孩子，我说的“可怜”不是因为他们孩子多而可怜，而是因为他们被政府驱赶得无处安身而可怜。

二00二年九月一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对超生夫妻的罚款变得有法可依，在这部法律里，立法者把政府对超生夫妻的经济处罚叫做“社会抚养费”，各省为此还制定了相关条例，各地政府还制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比如河北省条例的规定：凡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对生育双方按以下标准各一次性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的，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的，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城镇无业居民的，按不低于本市、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农村居民的，按不低于本乡、民族乡、镇农村居民上年度人均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按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征收金额各加百分之百征收；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征收金额以此递进累加。

　　（二）不符合规定而提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从生育年度起至法定年度止，每提前一年分别按一千五百元的金额征收。

　　（三）符合规定但未办理《第二个子女生育证》而生育的，分别按五百元的金额征收。

根据这些规定，超生的夫妻面临着巨额的缴费义务，假如一对河北省的企业职工一年收入总共是十万，那他们第二年超生一个孩子的话，就得缴纳二十五万的社会抚养费，政府对贩卖假冒伪劣的人的处罚恐怕都没有这么严重。

更为可怕的是，计生公务员们为了收缴社会抚养费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违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比如强拿公民财产、强制公民做绝育手术、非法拘禁公民、强制公民堕胎、对公民进行人身伤害等，大家如果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肯定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不乏命案的发生。

当然，通过暴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因为各个地方对人口出生数量有严格的规定，地方官员也会被考核人口控制方面的政绩，因此，只要控制住了出生率，官员就有政绩，只要对超生公民收取了社会抚养费，官员就有政绩，于是各地年年都会上演跟计划生育相关的闹剧和杯具，在西方非政府性的人权组织看来，这当然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别说是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就是我们自己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政策和各种各样的行为，难道我们就能得出没有侵犯人权的结论吗？

所以，社会抚养费走到今天，已经是弊病丛生，严重影响到中国大陆政府的国际形象。更为可恨的是，社会抚养费成了各地政府的生财之道，各级政府每年的巨额开支其中一大部分用于政府官员的奢靡生活，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根本不是把这些钱投入到跟抚养孩子相关的社会建设方面，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证明这些，但是各级政府也拿不出具体的数据证明这些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政府不能详实地公布近四十年的社会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那我们只能说社会抚养费就是政府对公民的“合法”抢劫。当这种黑社会化的政府行为弥漫在中国大陆各地时，硬要说“外国媒体妖魔化中国政府”就显得有点儿“流氓加无赖”，用柏杨老先生的话说就是“死不认错”。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是为老百姓的福祉而设立，所以，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增加老百姓的福祉，那政府就应该对此进行全面反思，采纳民意并果断停止征收；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会有许多人因为害怕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而控制了自己的生育意愿，但是，政府有义务寻求别的方法来实现人口跟社会和自然的协调，这种方法应该首先有利于增进公民的福祉。

要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就必须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废止此法里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在生育方面，政府只能是通过倡导和鼓励的方法来造福公众，如果要提倡独生或者少生，那政府必须拿出充足的数据证明为什么“独生和少生”更有利于公众的福祉，而不能只笼统地说一句“因为人口太多所以必须强制实行计划生育”。

注：本文没有颠覆政府或者煽动颠覆政府的意思。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