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修正）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修正）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广东省第９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１３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９日广东省第１０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１２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条例〉等十项法规中有关行政许可条款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城市绿化事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产、生活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绿化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的城市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本条例。
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工作。
市辖区人民政府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和建制镇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辖区内的城市绿化建设、保护和管理。
城市规划、国土、计划、市政、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环境保护、市容环境卫生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的建设和维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城市建设中安排一定投资比例用于城市绿化；提高公众绿化和环境意识，组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五条 城市绿化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绿化规划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绿化发展目标、各类绿地规模和布局、绿化用地定额指标和分期建设计划、植物种植规划。
市的城市绿化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报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建制镇的城市绿化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坚持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与丰富城市景观相结合的原则，利用、保护城市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
第七条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应当达到如下标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五，绿地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得低于八平方米。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可以制定高于上款规定的绿化规划建设指标。
第八条 建设工程项目必须安排配套绿化用地，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工程项目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医院、休（疗）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不得低于百分之四十。
（二）高等院校不得低于百分之四十，其他学校、机关团体等单位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三）经环保部门鉴定属于有毒有害的重污染单位和危险品仓库，不得低于百分之四十，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置宽度不得小于五十米的防护林带。
（四）宾馆、商业、商住、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设施，应当进行环境设计，建筑面积在二万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五；建筑面积在二万平方米以下的，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
（五）居住区、居住小区和住宅组团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在旧城改造区的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居住区不得低于一点五平方米，居住小区不得低于一平方米，住宅组团不得低于零点五平方米。
（六）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站场和仓库，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
（七）其他建设工程项目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第九条 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铁路沿线两侧、江河两岸等绿地规划建设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城市道路必须搞好绿化。其中主干道绿化带面积占道路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次干道绿化带面积所占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十五。
（二）城市快速路和城市立交桥控制范围内，进行绿化应当兼顾防护和景观。
（三）城市江河两岸、铁路沿线两侧的防护绿化带宽度每侧不得小于三十米；饮用水源地水体防护林带宽度各不小于一百米。
（四）高压输电线走廊下安全隔离绿化带宽度按照国家规定的行业标准建设。
第十条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适当配置园林建筑和园林小品。城市公园建设用地指标，应当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公园绿化用地面积应当占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游览、休憩、服务性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五。
居住区配套绿化用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种植面积，不得低于其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
第十一条 城市生产绿地应当适应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需要，其用地面积不得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百分之二。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的规划和设计，应当委托具有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和设计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城市公园、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铁路沿线两侧、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等城市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古典名园，其恢复、保护规划和工程设计，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属于文物保护的古典名园，其恢复、保护规划和工程设计按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审批。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规划、城市各类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有关部门方可办理报建手续。
经批准的城市绿化规划和城市各类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方案，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设计方案的，应当经原审批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规定的配套绿化标准审批建设工程项目。
第十七条 城市绿化建设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城市人民政府投资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等，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单位附属绿地由该单位负责；
（三）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绿地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
（四）铁路、公路防护绿化和经营性园林、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负责；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各单位的绿化建设应当进行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八条 城市绿化建设应当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的正常生长，与地上地下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保持国家规范标准规定的安全间距。
第十九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城市园林绿化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经综合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条 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用地达不到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标准的，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建设单位承担补偿责任，按照所缺少的绿化用地面积交纳绿化补偿费。绿化补偿费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收取，交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并按规划专项用于易地绿化建设。
第二十一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开发住宅区项目的配套绿化建设资金，应在工程项目建设投资中统一安排，其比例应占工程项目土建投资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与建设工程同时验收交付使用。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市绿地的保护和管理，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城市人民政府投资的城市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等，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负责；
（三）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绿地，由物业所有权人出资，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或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业队伍负责；
（四）生产绿地、经营性园林由其经营单位或个人负责；
（五）沿街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门前绿化的责任；
（六）铁路、公路沿线两侧、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等城市绿地，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负责。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各管理责任单位和个人的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的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已占用的必须限期归还，并恢复城市绿地的使用功能。
因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占用城市绿地的，必须征得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并由城市规划部门按照调整城市规划的原则，补偿同等面积同等质量的绿地。
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占用城市绿地七千平方米以上的，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占用城市绿地一千五百平方米以上七千平方米以下的，报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占用城市绿地一千五百平方米以下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因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必须按照规定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恢复绿地实际费用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交纳恢复绿化补偿费，并到县级以上城市规划和国土部门办理手续。占用期满后，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恢复绿地。临时占用绿地造成相关设施破坏的，占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绿地内设置与绿化无关的设施。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内应当严格控制商业和服务经营设施，确需设点经营的，必须向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后，方可在指定地点从事经营活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化的，建设单位必须在设计和施工前制定保护措施，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施工。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干道绿化带开设机动车出入口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审批。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因公益性市政建设需要，砍伐、迁移城市树木二百株以上的，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砍伐、迁移二百株以下或胸径八十厘米以上树木的，由所在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报批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地居民的意见和绿化专家评审论证结论。
经批准砍伐或迁移城市树木，应当给树木权属单位或个人合理补偿。
第二十八条 电力、市政、交通和通信等部门，因安全需要而修剪、迁移、砍伐城市树木的，应当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其组织具有城市园林绿化资质的单位实施。所需费用由申请单位支付。有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修剪、迁移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有关单位经本单位领导同意可先行实施，并及时报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在险情排除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定补办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城市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园容整洁优美、设施安全完好，对影响交通、管线、房屋和人身安全的树木及时修剪、扶正，确需迁移、砍伐的，按照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办理手续。
第三十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及其收益，按照下列规定确认：
（一）由政府投资或公民义务劳动在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内种植和管理的树木，属国家所有。
（二）经鉴定并由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古树名木属国家所有，收益归其生存地的单位和个人所有。
（三）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的防护绿地内的树木，属该单位所有。
（四）由集体或个人投资经营生产的绿地内的树木，属集体或个人所有。
（五）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绿地内的树木，属土地使用权人所有。
（六）由个人投资在自住、自建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属个人所有。
第三十一条 百年以上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建立档案、设置标志，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加强管理。古树名木生存地的所属单位和个人，是该古树名木的管理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必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
严禁砍伐、迁移或买卖古树名木，因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堆放、焚烧物料；
（二）在树木和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和悬挂重物；
（三）攀、折、钉、栓树木，采摘花草，践踏地被，丢弃废弃物；
（四）损坏绿化的娱乐活动；
（五）以树承重、就树搭建；
（六）采石取土、建坟；
（七）其他破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各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收取的绿化补偿费、恢复绿化补偿费等费用，实行收支两条线，列入城市绿化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由财政部门监督使用，其收取办法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由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综合执法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由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擅自改变规划绿地性质的，按照每平方米处以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五）、
（六）项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对组织者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破坏树木支架、栏杆、花基、坐椅、庭园灯、建筑小品、水景设施和绿地供排水设施等绿化设施的，按照设施造价的二倍处以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擅自砍伐、迁移树木的，按照树木赔偿费的五倍处以罚款。
（七）损害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八）擅自迁移、砍伐古树名木，损害古树名木致死的，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九条规定进行无证设计和施工的，责令停止设计和施工，并分别对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出，恢复绿化，并按照每平方米处以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第四款规定，损坏相关设施、不缴纳恢复绿化补偿费的，责令限期缴纳和赔偿；超过占用期限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照所占面积处以绿地占用费的二倍罚款。
第三十八条 未经批准或未按照批准的绿化规划（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停工，限期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单位负责赔偿，并由责任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在城市绿地内开设经营服务点的，责令限期迁出或拆除、赔偿损失，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对不服从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经营申请批准文件并通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拒不办理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超越、滥用本条例规定的权限进行审批的，由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撤销批准文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各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化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论 表 见 代 理
（饶辉华）
提要：本文对两大法系表见代理制度与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异同进行分和比较。文中着重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进行详细分析，剖析了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利弊，从而提出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文中还对相对人的选择权问题和无代理权人的抗辩权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表见代理 构成 选择权 抗辩权
表见代理制度始于1900年的德国民法①，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及经济代理贸易的日益频繁，大陆学者才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合同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
一、两大法系表见代理制度和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异同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均未明文出现表见代理一词，表见代理乃是学理归纳所得。以典型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为例进行分析，它们有如下特点：首先，它们都对“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引起的典型的表见代理作了规定， 如德国民法典第170条规定：代理权以意思表示通知第三人者，在授权人向第三人通知代理权消灭前，其代理权对第三人仍然有效。日本民法典第109条规定：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他人以代理权意旨者，于代理权范围内，就该他人与第三人之间实施的行为，负其责任。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69条规定：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或知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而不为反对之表示者，对于第三人应负授权人之责任。其次，它们都规定了超越代理权限或代理权消灭后引起的表见代理。如日本民法典第110条规定：代理人实施其权限外的行为，如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有此权限时，准用前条规定。第112条规定代理权之消灭，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7条规定：代理权之限制或撤回，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德国民法典则比较含糊，其第171条第2款规定：代理权在未依代理权授与之同一方式撤回前，代理权继续有效。第172条第2款规定：授权书应交还授权人或宣告无效前，代理权继续存在。再次，它们均提到第三人有过失则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如德国民法典第173条规定“第三人在为法律行为时已知或可得而知代理权已经消灭者，不适用......”， 日本民法典的“但第三人因过失而不知其实者，不在此限”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的“但第三人明知其无代理权或可得而知道者，不在此限。”
普通法系国家的表见代理称为不容否认的代理。英美法系对表见代理的认定规则是：当本人提供“信息”，并且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此事而遭受损害时，即产生不容否认的代理②。它通常发生于公认的贸易惯例和商业习惯中。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代理制度不同的是，普通法系国家把表面授权作为代理权产生的原因之一，当代理人或许拥有或许不拥有本人行事的实际代理权，但因为本人的行为，使第三人基于善良的信用而认为该代理人拥有代理权时，代理权便因此产生。对两大法系的表见代理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大陆法系的表见代理本质上是一种无权代理，只是法律拟制其为有效代理，而普通法系国家的表见代理更象是一种有权代理，代理权因具有表面授权而产生。
我国《民法通则》是否存在表见代理制度，学者对此存在争论。持肯定说的学者依据民法第66条第1、4款，第65条第3款的规定认为我国存在表见代理制度③。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以上各条款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表见代理，有学者甚至从历史上我国《民法通则》承袭前苏联民法的角度，认为不存在表见代理制度④。笔者支持否定说的观点，因为与德、日、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相比，我国《民法通则》甚至没有对“本人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这种典型情形进行规定，可见当时并未真正确立表见代理制度，否则断不会有如此重大遗漏。还有《民法通则》第65条之规定与表见代理制度也有冲突之处，因为委托书不明时即已经构成表见代理，本应由本人承担责任，而第65条却规定由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说明立法机关制订该条时并不是依据表见代理制度，而是根据委托书不明时本人与代理人都有过错而适用共同过错原则制订的。尽管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表见代理制度，但笔者认为其至少有了表见代理的雏形，其与两大法系的表见代理制度有许多相近之处：1.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本人“视为同意”。这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容否认的代理的原理一致，也与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69条第2种情形一致，只是法律后果有所不同。2.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因此当委托书授权不明时，即使代理人超越代理权，本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这可以看成是《日本民法典》第110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民法典》中第107条“代理权之限制或撤回，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具体适用。
不论《民法通则》是否规定表见代理制度，我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表明我国立法上确认了表见代理制度。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表见代理制度不同的是，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德国民法典》最早确定了表见代理制度，但事实上德国的表见代理制度最为模糊，范围最窄，其仅规定了“代理权以意思表示通知第三人”，“代理权在未依代理权授与之同一方式撤回”，“授权书应交还授权人或宣告无效”等几种具体的表见代理，对其它的表见代理未作规定。《日本民法典》对表见代理制度进行了完善，尤其是第110条规定“代理人实施其权限外的行为，如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有此权限时，准用前条规定”，明确提出了当代理人超越代理权时，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就构成表见代理，使法官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这比德国民法典的表见代理范围更宽。我国合同法适用表见代理的范围则比日本民法典还要宽广，除了超越代理权外，即便没有代理权、代理权终止，只要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均构成表见代理。而日本对没有代理权引起的表见代理仅在第109条归纳了“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他人以代理权意旨者”这一种典型情况，而对诸如因夫妻、雇佣关系可能引起的表见代理没有规定。同时日本民法典还强调第三人应“有正当理由”，“非因过失而不知”，条件比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有理由”要苛刻。可以说，我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几乎包容了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表见代理制度的所有内容。
我国合同法第49条与普通法系的表见代理制度相比，两者共同点在于：首先，在表见代理的构成上均要求第三人是基于善意而相信代理权存在。其次，两者对表见代理的构成标准未作过多限制，从而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发挥法官的主观灵活性。两者不同点在于：第一，在构成要件上，普通法系强调贸易惯例和商业习惯中，因本人行为使得善意第三人基于信用而主观上相信代理权存在，合同法则强调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代理权存在的“理由”。第二，就法律后果而言，普通法系表见代理中因具有授权的表象而使得代理权产生，而我国合同法的表见代理只是使得代理行为有效，并非代理权产生。
二、表见代理的构成
表见代理兼具有权代理和无权代理的特点，其构成是该制度中最复杂，争议最大的一环。学理上，根据本人的主观过失是否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必要条件，有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之争；根据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是否唯一，又产生了多元论和一元论。
（一）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
单一要件说认为：只要具备有使相对人相信代理权存在的表象与理由这一要件，不问本人是否有过错，均构成表见代理⑤。客观上，须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情况。主观上，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可见，单一要件说中本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相对人故意或过失是这种无过错原则的例外。单一要件说的特点在于易于操作，只要审查相对人的表象与理由是否充分就可以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而不必严格审查在现实中很难认定的本人过错问题。单一要件说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相一致，如日本民法典的表见代理制度就没有把本人是否有过错作为构成要件。德国民法典第170条至173条的规定，同样没有将本人之过失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双重要件说主张：除了具备表象与理由这一要件之外，还必需具备本人有过错而相对人无过错这一要件⑥。即其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本人的过失行为使第三人确信代理人有代理权。所谓过失是指本人应当预见或虽然预见而未避免，导致第三人确信代理人有代理权。例如本人未将到期的授权委托书收回，或者口头向第三人表示将授权给代理人。2、第三人不知也不应知代理人无代理权。即如果是第三人疏忽大意未对代理权作必要审查，则不构成表见代理。双重要件说中，即使相对人有充分理由，但是假如本人没有过错，或者虽然本人有错，相对人也有过错，均不构成表见代理。与单一要件说不同的是，双重要件说中本人承担的是一种过错责任。本人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不会被无辜地牵扯到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中去承担责任。
对两种学说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单一要件说更符合当前经济生活中代理贸易的发展要求，其具有以下优点：
１、单一要件说符合国际上表见代理扩大的趋势。从世界各国立法、司法实践来看，表见代理的范围都有扩大的趋势，德国是最早制订表见代理的国家，但考察其民法典第170-173条的规定，其表见代理适用范围很窄。而日本民法典的制订晚于德国，其对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就明显比德国要广。近年来日本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判例还超越了第110条的范围，甚至对代理人冒充本人及以他人假冒本人的案件都按照表见代理处理⑦。各国之所以扩大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是经济代理贸易的发展和民法对交易安全的不断重视造成的。我国立法要与国际结轨，就必然要符合表见代理扩大的潮流。而双重要件说对表见代理作了很大的限制，不利于代理贸易的发展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只有单一要件说符合表见代理扩大的趋势，因此它被立法机关所采纳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２、单一要件说便于司法机关操作。双重要件说将本人有过错而相对人无过错作为构成要件，这使得具体适用时很难把握。要判断无代理权人的代理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双重要件说必需查清两个实事：（１）本人是否有过错。只要本人无过错，就不构成表见代理。（２）相对人是否有过错。只要相对人有过错，则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中本人是否有过错就很难认定，如合伙关系产生的表象，很难说本人是否有过错。至于相对人是否有过错则更难确定，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有再多的理由与表象，相对人还是或多或少有“轻信”他人的过错与过失。如果本人动辄以相对人轻信他人作为抗辩理由，则将使表见代理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而单一要件说操作灵活，不局限于双方的过错，将认定表见代理的标准定位于表象与理由是否充分这一实质问题。
３、单一要件说能全面概括表见代理的情形。双重要件说以本人的过失行为使第三人确信代理人有代理权为构成要件。而当因雇佣关系、夫妻关系产生的表象使得第三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时，本人没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即使善意第三人理由充分，本人也绝对不承担责任，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而单一要件说以表象和理由作为认定关键，既将过错和过失纳入了表象和理由的考察范围，又不以过错或过失为根本认定要件。对于双方都无过错或过失的情形，可由法官根据其它情势综合进行判断，避免了双重要件说可能产生的不公平情况。
４、单一要件说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有学者认为单一要件说单纯地、绝对地强调保护代理活动中第三人的利益，而对本人的利益全然不顾⑧。但仔细推敲，单一要件说既没有把本人有过错作为表见代理的必要条件，也没有对本人无过错的情形置之不理，而是留了很大余地，让法官自由对本人和相对人的利益进行裁决。如合同法第49条的“有理由”一词非常模糊，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留下了很大空间。考察“有理由”时，不可避免将双方是否有过错包容在一起进行考察，如果第三人过错非常明显，就不是“有理由”。只要法官把握得当，单一要件说就不会造成偏袒第三人的情况。况且，立法、司法机关还可加大对表见代理的解释力度，通过法官自由裁量，使维护交易安全这一宗旨更好地体现于表见代理制度中。
实际上，我国立法机关已经采纳了单一要件说，合同法第４９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没有“本人有过错而相对人无过错”的表述，表明立法机关采纳的是单一要件说。
（二）要件多元论和要件一元论
多元论主张表见代理不仅需要一般的表面要件，而且还需特别要件⑨。表面要件是指：第一，无代理权人须以本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第二，无代理权人应具相应民事能力；第三，所代理的行为不违法；第四，无代理权人的行为有第三人存在。特别要件为：第一、客观上有使第三人相信无代理权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第二，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第三，无代理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应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可见，多元论将构成代理的形式要件作为表见代理成立的前提。
一元论主张，善意无过失地相信无代理权人有代理权，是表见代理的唯一构成要件⑩。一元论者认为，表见代理之所以与狭义无权代理相区别，不在于对无代理权人“具有代理权”假象的信赖，却在于第三人对这一假象的信赖是基于善意，因此法律给予有效的“关照”。而在狭义无权代理，第三人对“具有代理权”假象的信赖主观上有过失而在法律上不可原谅。
对多元论和一元论进行分析后不难看出，两者均把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作为构成要件，不同点在于：(1)多元论把代理的成立和生效要件也作为表见代理成立的前提；(2)多元论的特别要件侧重存在客观理由，而一元论侧重第三人主观相信代理权存在。
笔者认为，多元论和一元论都存在缺陷：
第一，在是否将代理的成立、生效要件作为表见代理成立要件这个问题上，多元论和一元论都未能很好反映表见代理的特点。多元论把代理的成立和生效要件作为表见代理成立的前提，而一元论认为将代理的成立和生效要件作为表见代理成立的前提是多此一举，然而两者均未能反映表见代理的特点，理由是：首先，对于代理而言，无权代理未经本人追认是无效的代理，有权代理如果仅具备成立要件而不具备代理的生效要件也是无效代理，而我国合同法49条规定表见代理的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必定直接就是有效代理。代理的生效要件必然是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这是表见代理的独有特点。一元论将代理的生效要件排斥在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外，显然没有反映出表见代理是有效代理这一特点。其次，多元论将代理的成立要件作为表见代理成立的前提显得较为累赘。因为表见代理是一种代理行为，不符合代理的成立要件就不构成代理行为，自然不是表见代理。因此，代理的生效要件是表见代理的必要条件，而代理的成立要件不属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第二，一元论侧重第三人主观相信代理权存在，但第三人主观意思如何，具体操作上很难考察认定。而且，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已经包含了第三人主观相信代理权存在的内容，如果第三人主观不符合有理由相信代理权存在这一条件，则属非善意或有过失，则当然不构成表见代理。其次，一元论过分强调第三人利益，只要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代理权存在，则不问具体情况如何，均构成表见代理，这对本人明显不利。再次，一元论使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界限难以区分。狭义无权代理中，第三人也可能是善意，也是主观上相信无代理权人有代理权，这与一元论区别不大。相反，多元论侧重考察是否存在客观理由，即便于操作，也更合理些。我国合同法49条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似乎更侧重于相对人的主观理由而不是客观理由。但实际上，该条并非采纳一元论的学说，因为一元论是强调“善意而无过失地”地相信，而合同法是强调“有理由”相信，可见合同法并非无原则地强调相对人的主观意思，而是结合了二元论的客观理由在内。因此，笔者主张应该主客观并重，既要符合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的要求，也要符合客观上有理由的要求。
（三）构成要件
通过对双重要件说和单一要件说、一元论和多元论进行分析，再结合表见代理本质上属于无权代理这一特点，笔者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是以下几个方面：
１、代理人的代理属于无权代理。
表见代理本质上是无权代理，因此代理人应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进行代理行为。
２、代理人具有被授权的表象。
无权代理之所以可以成为表见代理，关键就在于代理人具有被授权的表象，如特殊的关系、本人的口头表示、甚至借用的合同章。尽管代理人没有被实际授权，但任何一个正常的交易人能根据表象自然“推断”出代理人具有代理权。这些表象有些是本人的过错或过失造成的，如本人的口头表示，授予空白合同等，有些是代理人捏造的，如伪造的公章、身份。
３、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
相对人明知代理人无代理权或者相对人与代理人串通，均不构成表见代理。在合同法征求意见稿中，表见代理的定义是“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如果善意相对人有理由.....”，但在合同法正式颁布时，却删除了“善意”一词。这并不表示法律允许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是恶意的或者明知的，之所以删除“善意”是因为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相对人为善意的必要，第一，如果相对人与代理人有串通行为，那么即便依据有权代理制度，该代理仍是无效的；第二，如果相对人明知是无代理权，那么他就不是“相信”有代理权而是“确知”无代理权，显然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４、本人在裁判前对无权代理行为不追认。
表见代理是在本人对无权代理行为不认可的情况下产生的。无代理权人的代理行为在被认定为表见代理前，首先构成无权代理，如果本人在代理行为发生后，对该无权代理行为进行追认，那么自然构成有权代理，没有必要浪费法律资源再审查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５、符合代理的生效要件。
表见代理是有效代理，就必然要具备代理的其他生效要件，如标的必需确定、可能和合法，当事人须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三、对完善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思考
我国表见代理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不完善之处，有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相对人对义务人的选择权问题和代理人的抗辩权问题便是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以便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
（一）相对人对义务人的选择权问题
表见代理中相对人是否可以选择由本人或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便是相对人对义务人的选择权问题。在代理贸易中，就本人与代理人的经济能力比较而言，本人一般处于优势的经济地位，其经济责任的承担能力要比代理人要强。表见代理规定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本是保护了相对人的利益。但是，现实社会中也有许多代理人的经济实力比本人雄厚的情况，如单位间的挂靠行为，或个人委托信托投资部门进行商业买卖，代理人的实力就可能比本人实力强。在这种状态下产生表见代理，由本人承担责任就对相对人明显不利。因此相对人可以行使选择义务人的权利，他可以选择由本人承担责任，也可以选择由代理人承担责任。
事实上，相对人可以通过主张表见代理或主张狭义无权代理的方式来对义务人进行选择，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由本人承担义务对相对人有利，则相对人将主张表见代理；如果由无代理权人承担义务对相对人有利，则相对人将主张狭义无权代理。学者大多肯定了相对人的这种选择权11。但是，如果不对相对人行使选择权的次数、时间做出限制，将产生很大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