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浅析《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法院处理独生子女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案件中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罗华伦
随着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落户文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在加速，海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征地补偿款分配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不断有权益受到侵害的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引发分配纠纷，或直接向法院起诉、或上访，甚至闹事，已成为影响海南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对于公平、公正的保护每一个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海南、平安海南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指村民委员会或由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时，在村民中实行不平等分配，不分或少分给一部分村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而引发的纠纷。司法实践中，要求村委会或村小组分配征地补偿款的主要有两大类主体，一类是外嫁女及其所生子女，另一类是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份额）。对于外嫁女及其所生子女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问题，本文不作论述。本文仅对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份额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农村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与优待：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
《南国都市报》于2010年12月22日报道了“文昌独生子女户诉讼讨回损失征地补偿款8万元” 一案，当事人潘涛和华小萍夫妇俩依据《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通过法律途径讨回了自己应该得到的8万元。此事在文昌市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昌法院2010年到2011年3月份止受理同类型案件已达7件。
司法实践中，独生子女家庭因与集体经济组织间就分配征地补偿费时应否以及如何多分一人份额发生争议的现象较为普遍。有关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后，就案件是否应予受理，实体裁判时应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等问题，部分法院认识不一。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张天翔律师指出，村民小组作为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但是，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地方性规章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村民小组制定的被征用土地安置费和补偿费分配方案，部分内容与《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补偿款时“增加一人份额”的条款相矛盾，村民小组不能剥夺独生子女家庭的合法权利。
在上述案件中，潘涛和华小萍夫妇通过法律手段讨回了自己应得的征地补偿款，文昌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引用《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裁判的做法合乎法律适用的原则，切实保障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虽然该案已经案结事了，但是，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本文认为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通过仔细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条文，虽然条文中规定了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和社会保障，但通篇却并没有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的，以及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所享受的各种优待及奖励的处理办法作出详细规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及社会保障规定有所遗漏的地方，国家应该修订法律法规或出台司相关法解释，增补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和办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但要维护当事人（独生子女户）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要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国家的利益。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没有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后又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但山东省在《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生育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光荣证，停止凭证享受的各种优待，并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基于此，《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没有此因规定，本文建议海南省人大应考虑修改《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此类规定增补进该《条例》中。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问题：1、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的，发证机关收回光荣证，停止凭证享受的各种优待，并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特别是针对已领取的各种奖励问题，此处的奖励应该认定为国家财政对原系独生子女父母的物质奖励，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将在稍后论述。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应将此类案件应列为行政诉讼案件，因为发证机关为国家机关，发证对象为符合条件的夫妇，这属于不平等的主体，不能形成民事上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应属于行政上的法律关系。2、如果奖励是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那么此类奖励应该由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作为原告追回,而不得由发证机关或政府追回，此类案件应列为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此类奖励原系集体经济组织内的财产，是否追回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定，勿需强制追回，这与前述的行政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如果由发证机关作为原告来追回集体经济组织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则有越主代庖，滥用职权之嫌，且也违背了民法的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第二，《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农村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与优待：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这样的规定很值得商榷，其原因如下：
虽然国家从国情出发，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鼓励夫妇少生优生，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但是此处的奖励是国家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奖励，而不是其他组织、单位和个人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的规定有违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原则，比如在征地补偿款分配方面，该条款意即为政府强行要求获得征地补偿款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将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多分一份给独生子女户，这是变相的掠夺了村民的财产权。虽然独生子女户少生优育，只育有一个子女，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但这不能由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买单，而应当由国家来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夫妇作出奖励和优待。
以上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本文认为，对于农村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案件，应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立法方面，应考虑重新制定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社会保障以及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后的惩制办法，现行法律对独生子女户的物质奖励已经非常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所以国家还应修改立法着重提高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物质奖励，以适应社会生活发展要求。
第二、在司法程序设置方面，对于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在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这样的诉求应当由独生子女父母作为原告提出，当地政府作为被告，因为独生子女父母自愿终身只育一个子女，是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而不能将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列为被告，否则即是政府的行政合同行为（政府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认定为行政合同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其产生的行政后果却由独生子女户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这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
第三、在行政机关职能设置方面，既要照顾优待独生子女户，又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怎么做才能达到双赢呢？本文认为，国家应建立一整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领取登记、奖励、事后监督制度，比如由当地计生部门登记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当地民政部门对独生子女户进行精神奖励和发放各种物质奖励，并设置专项财政基金，补齐独生子女户在其所在集体有征地补偿费、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所应得到的同等数量和份额。并由计生部门监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户是否遵守相关政策规定，如领取该证后又违法生育的，应通知当地民政部门提起诉讼追回其所得到的各种奖励，或者统一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代表政府进行诉讼，追回国家发放的各种物质奖励。

朱奇诉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股份期权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被上诉人)：朱奇
被告(上诉人)：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96年9月11日，原告朱奇受聘为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员工。1997年，被告向员工发放《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该计划规定：被告每月从参加该计划的员工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进行储蓄；分为3年、5年期，由员工自己选择；储蓄金额折合成英镑，购买渣打银行发行的股票价格八折的股份。该行向员工出具《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储蓄到期时，员工可凭此证书行使限额预托买卖权，从被告处获得按当时渣打银行股票价格计算的股份价值增值付款。在储蓄期限未到期时，若发生伤残以及因冗员等情况而致员工离开被告，员工应于六个月内收回其存款及利息，并按当时已购得的股份行使预托买卖权。
1998年10月，原告参加了该计划，选择了3年储蓄期。被告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取人民币3400元予以储蓄；被告上级银行向原告出具《标准渣打国际股份储蓄计划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一份，载明：授予原告限额预托买卖权的日期是1998年10月9日，每股价格为334便士，每月存款250英镑，到期日为2001年11月1日，可以获得2919个股份单位。原告按月进行储蓄，至2000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以其表现不佳以及合同到期为由，向原告发出退工通知单；同时终止为原告进行储蓄，并将已存款项人民币91800元及利息退还原告。原告遂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被告的承诺，向被告致函要求按冗员情况处理，即按已储蓄的金额购得的股份数2021股获得相应的权益。被告则以合同到期终止、原告无权享有该计划为由予以拒绝。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朱奇诉称：原告依约购买了被告的股份权益，虽然约定的储蓄期限尚未到期，但其原因是被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所致，其责任不在原告。现被告借故不予给付股份权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原告参加储蓄27个月所购2021股单位，以及2001年2月1日渣打银行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股票收盘价10.6英镑和当日英镑对人民币的牌价100∶1182.34计算，原告应得股份权益为人民币173478元。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拥有的股份权益人民币173478元。
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在程序和主体上均存在问题。第一，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系渣打银行总行对其全球各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职员，依据劳动合同关系所给予的、打折购买和保本增值的福利补贴。因此，本案的争议是劳动福利争议，依法应首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二，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签约主体和纠纷主体是原告朱奇与渣打银行，而非与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并且该计划所涉的标的物是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因此，本案的诉讼主体并非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而是渣打银行总行。第三，本案中原告朱奇因工作表现不佳，被告才于双方合同到期时拒绝与原告续签合同。因此，原告的情形不属于“冗员”情况，亦不属于《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规定的储蓄未到期仍可享有股份收益权的任一情形，故原告的诉请没有合法依据。第四，原告购入的股份期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买卖权，这种期权并非是一种所有权，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只能基于劳动关系，且只有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而原告在权利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因此，原告由于没有到期行使买卖权，而无权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
一审判决后，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可由被上诉人行使股份期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股份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被上诉人将期权错误视为股票所有权而直接主张权能，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权益，这种期权权益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尽管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机制，但是它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同时它并不给员工实际持有股票，而是参照企业股票上市价格，通过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确定给员工的到期股份权益。只有基于这种权益的含义及其特点，才能够分析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主体、程序等问题，并且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因为这种期权权益必须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此其权利和义务主体只能发生在劳动关系与储蓄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本案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的当事人显然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尽管《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是由被告的上级银行推出，《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也是由其出具；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实施和《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的兑现，却只能由被告进行；即劳动关系的存废由被告来决定，储蓄金由被告在原告工资中扣划，甚至最终期权权益的实现也只能由被告来操作，因为员工到期并不能实际持有被告上级银行的股票；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上级银行间并无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因此，被告所称本案的诉讼主体一方应是其上级银行不能成立。其次，由于这种期权权益同时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劳动权益。同时，这种期权权益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而且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因此它不是法定的劳动福利，也不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本案不属劳动争议，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民商事纠纷。被告要求进行“先裁后审”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作为被告的员工，原告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进行储蓄，并且持有被告上级银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由此，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形成；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承诺给付原告期权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虽然，条款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显然应比照上述伤残或冗员等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尽管被告在退工时曾提到原告“表现不佳”，但由于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能采纳。至于被告所称，原告主张的股份期权是一种预托买卖权，因为没有到期行使故而不存在任何权益等等，显然与上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的条款规定相悖，不足为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主体和程序合法；所主张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来源于原告的劳动、储蓄以及被告的承诺授权，而且该承诺授权合法有效，应该得到公平、诚实的履行。因此，被告应根据原告已储蓄股份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期，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即原告诉请标的。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应给付原告朱奇股份权益款项人民币173478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979元，由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上诉人认为期权不等于收益权，被上诉人不能直接收益款之说，因《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已明确了股份权益款的计算方法，也明确了被上诉人应从上诉人处获得股份期权的数额，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在其自身并无过错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上诉人按约定给付股份权益款。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主要公司法律问题是职工股份期权问题。所谓股份期权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指交易双方有权按约定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交易一定数量的某种股份。职工股份期权计划，就是公司与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签订股份期权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到来后，在符合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方式向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发行股份。其发行价格通常较低，其发行价款通常是由公司支付，以作为对管理人员或职工的特殊激励。在约定的期限到来之前，管理人员或职工享有的是一种股份的期权。职工股份期权的意义在于通过企业给予员工到期持股的机制把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并最终达到企业与员工实现双赢的目的。股份期权的运作过程包括授权(又称设权)、行权再到变现三个阶段，一般来说，未到行权期(或授权等待期未满)就不可能有期权的变现。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行权期未到，当事人却要求兑现自己的期权权益。由于我国目前的民商法中尚无专门用于调整股份期权的法律规定，所以两级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采用了灵活的思维方法(类推)和适用的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应该说是恰当合理的。
本案原告诉请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之处在于，这种期权建立在劳动和储蓄双重关系之上，并且是一种虚拟的股份期权(有人称之为类期权)。这种期权的特点在于，尽管它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的分配机制，但是在授权时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并以设定的价格预先购买期权单位；到期行权时，它并不给予员工实际持有股票，即员工不需要真正用保证金购买股票，而只是参照行权期内企业股票的上市价格，通过直接给付员工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兑现股份期权权益；如果没有差价，最终也就没有期权权益，员工只能收回储蓄的保证金和利息。由于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下，居民还不允许持有境外企业的股票，所以本案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这种虚拟的期权计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尽管它是虚拟的期权形式，但毕竟还是一种股份期权，即股票买卖选择权；尽管这种买卖权不是被告所说的那种所有权，但是根据期权的属性，它也是一种可以用于变现或交易的权益，即行权期届满时获得变现利益，或者在行权期之前进行转让(当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在行权期之前员工因故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如工伤、亡故或退休等原因)的，权利应该得到变更(即调整期权数额并提前行权)，一般不应丧失。同时，授权人不得随意撤回自己的授权承诺；如果在行权期之前授权人(即企业方)阻却权利人行使权利，根据合同法原则，即构成违约，权利人有权向授权人要求提前行权并变现权益。因此，本案被告所称的只有储蓄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以及所谓原告在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所以原告因期权未到期而无法行使买卖权并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等等，均不能成立。
原告诉请的股份期权权益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以及行权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持有被告总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即设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被告亦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从原告的工资中扣划相应的金额进行储蓄。可见，原告的期权权益有其合法来源；尽管原、被告之间并未直接订立书面的期权合约，但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即被告已经借用其总行的名义为原告设立期权，原告也已通过持续的劳动和储蓄履行其义务。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行权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设权证书中的内容给付原告股份期权及其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对此并未作出规定；被告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原告可行使股份期权，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被告的这一观点表面看来不无道理。然而，法庭注意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如前所述，这些规定符合股份期权权利变更的性质。虽然“储蓄计划”中并未具体涉及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理应采用类推适用方法，比照上述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如果不按上述情况处理，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就是说，尽管原、被告之间设定的行权条件并未成就，即原告的储蓄期未满三年，但这是被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自然到期后未再与原告续签这一单方行为所致，对此，原告并无过错；如果将此原告并无过错的行为结果归由原告承担，显然不公平。虽然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原告续签本是被告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这一权利的行使势必会损害原告在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既然无法阻止被告行使其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就只能对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内容(即行权条件)进行合理的调整，以符合公平原则。否则，如果被告先以终止劳动合同为由阻却原告达到行权条件，之后又以“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这种情况为由，拒绝原告提前行使股份期权，则不仅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甚至有欺诈之嫌。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参照“储蓄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并依据公平、诚信原则向原告支付其应得的股份权益，即根据原告已储蓄保证金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价格，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款。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