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马乾龙


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

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9.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17.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17.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7.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18.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5.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20.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24.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40.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7.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一）刑罚功能与目的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办法。具体而言，刑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刑法中制定的赋予“刑罚”名称，用以惩罚犯罪人，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并由特点机关执行的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它因犯罪而产生，又对犯罪予以否定。作为社会对违反其生存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的刑罚，运用国际统治力量强行限制或卜杜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作为对其犯罪的惩罚。由此可知，强制性和惩罚性是刑罚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特性，刑罚具有其他法律制裁措施所缺乏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犯罪人剥夺、惩罚与教育改造的功能。国家通过限制和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达到防止其再犯的目的，同时这种否定性评价和谴责也必然会给犯罪人带来痛苦，使其不仅因为丧失某种权益而感受生理上的痛苦，且还因受政治上、道义上的否定评价和严厉谴责使其心理上感受到莫大的耻辱。惩罚是刑罚固有的、本质的属性。判处刑罚就意味着接受惩罚。但格劳秀斯指出“惩罚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罪犯变成一个好人”，罪犯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所以在看到刑罚的剥夺与惩罚的功能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其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功能，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根本保障。（2）对被害人安抚的功能。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抚慰被害人及其亲友因其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忧虑的心理，满足他们的复仇需求，平息其仇恨和愤怒，对于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心理秩序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充分发挥刑罚的安抚功能，对于声张正义、培养公民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对社会的威慑和教育鼓励功能。刑罚的适用在使犯罪分子感受痛苦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因害怕刑罚的严厉惩罚而不敢以身试法，以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同时刑罚的适用，对于广大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教育他们自觉遵守法律次序，维护法律尊严，敢于和犯罪行为做斗争。正是因为刑罚的适用具有上述三大功能，才使得其能同时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最终实现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功能的转变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与一般刑罚制度属于种属关系，只是由于主体的特殊性而将其从一般的刑罚制度中抽取出来，其必然具有一般刑罚制度的普通属性，即对犯罪人予以惩罚改造、对受害人予以安抚、对社会进行教育改造。但由于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各项身体机能尚不够成熟，思想单纯幼稚，缺乏足够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对客观环境具有易感性，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为一时的感性冲动或一己私欲而以身试法。正如贝卡利亚所言：“物质世界对人们的诱惑太大了，以至一些人想入非非，在不良因素的强烈诱惑下，不良意识变得强化，遇到适当时机就会犯罪。”未成年犯罪人既是危害社会安宁的加害者，又是遭受社会不良环境影响袭击的受害者。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除了主观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客观方面消极因素的影响，比如在现实中离异家庭的孩子较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因而我们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不能一味地强调刑罚的惩罚与剥夺功能，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强加于未成人身上，否则刑罚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也不利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未成人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思想意识，较之成年人而言，更容易完成改造的功能。正如前苏联生物学家巴普洛夫所说的：“用我的方法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经常的得到的最主要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种活动的高度可塑性及其巨大的可变性；任何东西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影响的。只要有相应的条件，一切总是可以达到的，并且向好的方面转化”，何况未成年人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将刑罚的功能由惩罚剥夺为主转化为教育改造为主，尤其是学习型的改造更为重要。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在具备一般刑罚的功能时，更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且此处的改造更多是强调学校型改造，弱化劳动改造，通过这种有效的矫正方法，改变犯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恢复其作为人的理智。也就是说，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下，充分贯彻罪行法定原则，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给与不同的处理措施，突出强调非刑罚措施。
　　准确定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有效发挥刑罚功能，实现刑罚目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所在。历来法学家主张的报应刑论与功利刑论是刑罚价值理论的两大基石，将其调和而成的综合刑论是当代主流。但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刑法谦抑性的影响，加上未成人身心发育不够完善，辨认和控制能力差，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确立以教育刑为理念的刑罚观，多用轻缓的刑罚或非刑罚方法，实现刑罚功能由惩罚性向恢复性功能的转变。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7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7〕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7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五月二日



关于2007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关于纠风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现提出2007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
　　一、主要任务
　　2007年的纠风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巩固成果、完善制度、突出重点、深化治理，继续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务求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保证。
　　（一）纠建并举，进一步加强部门和行业作风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推进政风建设的精神，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强化监管、落实责任，切实纠正群众反应强烈的不正之风。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超范围超标准公务接待、公款旅游、修建豪华办公楼等奢侈浪费之风，文山会海之风，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纠正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以及违背政务诚信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民主评议制度，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坚持全面评议与重点评议相结合，重点加强对本地区政风行风问题比较突出部门和行业的评议，同时集中开展对学校、医院的民主评议。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行业要把民主评议作为纠正和解决问题、推动政风行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本系统的民主评议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市（地、州、盟）要普遍开通“政风行风热线”，实现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多种媒体的互动。建立国务院纠风办与各省（区、市）纠风办链接的纠风工作网站，并逐步向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行业及市（地、州、盟）延伸，畅通群众投诉渠道，确保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要大力开展创建文明行业和人民满意的政府部门活动。行政执法部门要做到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经济管理部门要做到便民服务、简化手续，在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上见成效；公共服务行业要努力增强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凡群众急需又有条件解决的合理诉求，都要限期予以解决；凡发现不正之风苗头，都要坚决予以纠正并防止蔓延成风；凡出现违规违纪问题，都必须严格实行责任追究。2007年上半年，国务院纠风办将组织对各部门、各行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措施进行汇总分析，并分期分批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二）狠抓落实，进一步扎实推进治理教育乱收费等工作。
　　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政策，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切实履行投入和监管责任，确保全部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确保向农村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除按“一费制”标准收取课本费（不含按规定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作业本费、寄宿生住宿费，以及向自愿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以外，严禁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取消除上述规定外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项目后，相应的合理支出纳入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严格规范各类学校办学和收费行为，严禁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继续落实全面停止审批新的改制学校政策，加大对原有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力度，禁止公办学校借办分校、实验校名义按民办学校运行机制收费的行为，依法规范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行为；严禁在义务教育阶段办重点校、重点班，严禁以实验班等名义额外向学生收费；提倡勤俭办学，坚决纠正脱离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承受能力追求奢华的办学行为，严禁通过高收费将还贷责任转嫁给学生和家长。推进义务教育区域内均衡发展，逐步解决城市义务教育择校收费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入地地方政府要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并采取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继续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并实施对学校收费行为、政府教育经费拨付、各级各类学校经费使用情况的年度专项审计及审计公告制度；进一步清理地方政府及部门自行制定的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政策措施。继续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择校生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的30%，现有比例低于此标准的不得提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降低招收择校生的比例和收费标准，直至全部取消。巩固高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的成果，加强对民办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监管。大力治理教辅材料过多过滥和向学生强行推销保险、有偿补课以及其他加重学生经济负担问题。严禁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行为。继续开展创建教育收费示范县（市、区）活动。进一步加大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对截留、挪用、挤占、平调教育经费和学校收费收入，开办“校中校”或搞“一校两制”，违规出台收费规定，向学校乱罚款、摊派，以及各种乱收费等行为，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并对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三）规范行为，进一步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强化医德医风建设。严格落实公立医院院长“一岗双责”制度，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严格医疗服务规范，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完善医疗服务评价体系，规范医院收支管理，改革和完善激励机制，坚决纠正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倾向。进一步整顿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健全并严格执行药品审评审批程序和注册技术标准，规范药品审评审批行为；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严格药品检验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积极推进城市社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本用药定点生产和服务规范化；加快推进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和供应网络建设，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大力推进以政府为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品经营成本，进一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降低药品价格方面的作用。加强医药价格监管，进一步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规范政府制订药品价格程序；加强药品成本价格调查和监测，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实现所有处方药由政府定价；严格执行药品差比价规则，进一步调整不合理的药品价格；加强对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的监管，实时监控医疗器械价格；研究制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指导意见，改善医疗服务补偿结构，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积极开展价格服务进药店、进医院活动，促进企业和医院规范价格行为；继续整顿医药价格秩序，开展医药价格重点检查，严肃查处政府降价药品、集中采购药品、医疗服务、医疗器械、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等方面的乱加价、乱收费行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用药和收费行为；加强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的监督检查，完善医疗保险费用结算管理，强化医疗保险第三方对医疗服务的监管。加快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继续办好惠民医院。严肃查处医疗机构乱收费和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非法行医和发布虚假违法医药广告行为。
　　（四）加大力度，进一步认真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
　　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做好维护农民利益工作。对各地落实中央支农惠农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坚决查处截留、挪用及克扣涉农补贴款等问题。对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落实、随意调整和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违法违规征收征用农民土地以及征地补偿安置不到位等问题。深入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继续在全国开展农资价格和涉农收费专项检查，加强对农业生产生活收费和村集体收费，特别是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的监管，从严查处农民建房、殡葬、身份证办理等方面的乱收费、乱罚款行为；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坚决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并加强对筹集资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加强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规范管理，集中治理财务混乱村；坚决纠正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乱收费和摊派；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深入贯彻执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要推进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工作，规范村级组织及村干部经济活动。要按照全面清理核实乡村债务的有关要求，锁定旧债，制止发生新债，建立制止发生新乡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纠正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经济管理活动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向乡镇下达招商引资指标，乡镇政府不得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得举债搞建设；建立健全发生新债责任追究和乡村干部离任债务审计制度；对违反规定发生新债的乡村，要严格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落实部门指导和属地管理责任制，深入治理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哄抬农资价格等坑农害农问题，继续整顿和规范农资市场秩序。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坚决纠正不顾农民实际承受能力，违背农民意愿，盲目建设、强拆强建、强行要求农民配套出资出劳等加重农民负担、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农业部将抓紧制订涉及农民负担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
　　（五）严肃纪律，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102号），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举办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进行全面清理，凡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不符合实际需要，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收费，以开展活动为由违反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滥发钱物的项目，坚决予以取消；凡可以合并的项目，一律予以合并；市（地、州、盟）以下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原则上不再保留自行设置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精心制订具体贯彻方案，对本地区、本系统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并提出保留、合并或撤销的初步意见。清理和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要认真审核各地区、各部门举办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及其清理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公示。要开通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及时受理群众信访举报；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对工作进展缓慢、效果不明显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对弄虚作假、顶风违纪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部际联席会议要研究制订全国性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长效机制。
　　（六）进一步做好其他纠风专项治理工作。
　　巩固治理公路“三乱”工作成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决治理和纠正公路上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建立健全查处公路“三乱”快速反应机制。认真落实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关于取消公路基本无“三乱”地区资格的暂行办法》，坚决纠正和查处以罚代纠、以罚代管及其他执法不规范问题，防止公路“三乱”反弹。进一步规范收费公路管理，继续清理道路站点，坚决撤并违规设置、已经到期和不符合间距要求的公路收费站点，2007年要以省（区、市）为单位提出明确的撤并时限和数量，并在年底前撤并一批。严格执行涉及机动车的相关收费政策，坚决制止机动车辆重复检验检测、重复收费；继续推行交通行政综合执法试点和林业木材运输检查制度改革，规范道路交通标识和电子执法设备的设置和使用。切实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改善鲜活农产品流通环境。
　　坚决纠正违规减免车辆通行费的做法。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加强监管、依法规范征收、杜绝违规减免”的总体要求，对减免车辆通行费的机动车辆认真开展清理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逐项列出依法享受车辆通行费减免车辆的范围，并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和明确，凡不符合减免规定的机动车一律停止减免。全面清理、集中收缴违规发放的各种车辆通行费减免卡，严肃查处各类违规减免车辆通行费或以减免车辆通行费为交易条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全面清理和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坚决纠正和取缔利用行政手段拉赞助、搞摊派的行为，严禁用公款大操大办、重金邀请演艺明星捧场等做法。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监管，减少和控制节庆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对因搞节庆活动增加基层和群众负担，或从中牟利的，要严肃查处，并实行责任追究。
　　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尽快理顺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体制，制定健全相关法规制度，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市场监管，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提高从业人员服务水平，巩固出租汽车专项治理成果，逐步建立行业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出租汽车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力度，严肃查处公务人员私养“黑车”、充当“保护伞”的案件，切实维护出租汽车行业稳定。
　　做好治理党政部门报刊过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等工作。严格规范所有报刊征订发行行为，建立并严格执行乡镇、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订阅报刊最高限额标准，从严查处变相出版已停办报刊和摊派发行报刊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本地区、本行业存在的突出不正之风，有针对性地开展清理纠正活动。
　　二、落实措施
　　（一）严格落实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对纠风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各纠风专项治理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抓紧制订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各级纠风办要切实搞好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任务的落实。国务院纠风办将制订纠风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纠风工作情况进行责任考核。
　　（二）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监督检查贯穿于纠风工作的始终。各纠风专项治理牵头单位要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检查，参与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搞好专项检查。要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日常检查与集中检查相结合、检查与调研相结合，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要抓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对存在问题的单位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好的经验和做法要予以总结推广。
　　（三）依法依纪查处不正之风案件。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查处案件作为推动纠风工作的有力抓手，充分发挥信访主渠道作用，注意跟踪新闻媒体曝光的问题，建立健全部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联合办案的机制，做到有案必查、有线索必深究。要进一步提高查处案件的效率，对群众的投诉举报要及时受理、从快查处、按时办结、及时反馈。坚持依法依纪办案，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要严格追究责任。要注重发挥查处案件的治本功能，通过查处案件，切实达到加强监管、堵塞漏洞、完善机制、教育警示的目的。
　　（四）努力从源头上防治不正之风。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统揽各项纠风工作，认真抓好中央各项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不断把纠风专项治理工作、部门和行业作风建设引向深入。要密切结合实际，把纠风工作寓于各项政策措施和业务管理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逐步铲除滋生蔓延不正之风的土壤和条件。同时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开拓纠风工作新思路，推出纠风工作新举措，创造纠风工作新方法，努力从源头上防治各种不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