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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法院改变起诉罪名的案件看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2003年，我院曾受理一起检察机关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合议庭进行评议时，对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部分合议庭成员均无异议，但对于究竟是以危险物品肇事罪还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本案被告人进行定罪，合议庭成员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后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被告人进行定罪。由于“危险物品肇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细化出来的新罪名，所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也造成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两个罪名常常难以区分。笔者力图通过这起案件的剖析，找出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本质区别所在，以期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遇到此类问题时有所裨益。
本案被告人付秀花于2003年7月1日因涉嫌犯危险物品肇事罪被逮捕。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付秀花在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矿产开采许可证、爆破人员上岗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03年6月3日17时40分许，指挥其雇工张国生、张玉忠、谭久春在长春铁路分局大屯采石厂界内，非法采石爆破作业，致三雇工被炸身亡。
这是一起我院在审理期间改变检察机关指控罪名的案件，由于97年新《刑法》在修订时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改动，最高法和最高检也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因而当前司法机关在办理安全生产事故类案件时经常会遇到许多困惑。虽然针对近年来国内重特大安全事故多发的势头，国务院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几个规定和条例，但作为司法机关在实际审理过程中所能引用的法律法规仅有以下几个：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6条和第134条；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关于无证开采的小煤矿矿主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的请示》的复函；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⑤《矿山安全法》；⑥《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⑦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由于危险物品肇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11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细化出来的新罪名，所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也导致本案应如何确定罪名，在合议庭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认为应该定危险物品肇事罪，有的人认为应该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危险物品肇事罪是指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由于过失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尽管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从张明楷教授对这两个罪名的表述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张明楷在《刑法学》一书中将危险物品肇事和重大责任事故都列在过失造成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一章节中，他将前者定为“危险物品管理责任事故罪”，将后者定为“违章作业责任事故罪”。[1]从对这两个罪名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危险物品肇事罪突出的是危险物品的管理责任；而重大责任事故罪突出的是违章作业发生事故的责任。
下面，我将从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四个方面对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进行具体的阐述：
一、从主体要件看
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从司法实践中案件情况看，主要是从事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职工。但不排除其他人也可能构成本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1979年刑法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是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这些单位既包括国家的，又包括集体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营户生产中因违章发生重大事故的案件开始增加，上述主体范围已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因此，198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中，将群众合作经营组织或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也包括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中。对于群众合作经营组织和个体经营户的主管负责人，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按刑法第114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另外1988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无照施工经营者能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的批复》指出，“无照施工经营者在施工过程中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可以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所以，根据以上的司法解释，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除了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外，还包括群众合作经营组织或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以及无照施工经营者。
二、从犯罪客体要件看
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客体都是公共安全，这里所说的公共安全既包括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也包括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危险物品肇事罪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损害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危险物品的生产、存储、运输、使用过程各阶段中的任何时候；重大责任事故罪违反生产安全的规章制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作业活动中。
三、从主观要件看
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在主观方面都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造成的后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可以避免。而对行为本身，既可能是无意之中违反，也可能是明知故犯，但均不影响罪名的成立，只是在量刑时可以作为一个情节予以考虑。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出于故意的心理状态，则可能构成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根据1986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言人就《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所作的解答，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群众合作经营组织、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经过技术培训，没有受到必要的安全教育，不了解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行为人不负法律责任，应由发生事故的单位和经营组织、经营户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负法律责任。[3]
四、从客观要件看
危险物品肇事罪要求：①具有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的行为。为了保障安全生产、存储、运输、使用危险物品，国家有关部门陆续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理条例》、《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等关于各类危险物品的管理规定，违反这些规定是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的前提条件。②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的行为，须在生产、存储、运输、使用的环节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在不同的环节，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在使用方面，主要表现为不按规定的剂量、范围、方法使用，或者不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等。[4]
重大责任事故罪要求：①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认定某人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首先应查明其是否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没有违章行为不构成犯罪，具有违章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②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并与生产有直接联系。重大责任事故罪与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引起中毒罪等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违章行为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并与生产有直接联系。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有违章行为，才可能出现责任事故。劳动者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违章行为，引起严重的危害结果，但如果同其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仍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过失犯罪，而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③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引起了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虽然有违章行为，但尚未造成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从造成的结果看，本条规定了“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两个标准，具备其一便构成犯罪。根据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标准的规定》，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这两个标准作了量化规定。重大伤亡，是指致人死亡一人以上，或者致人重伤三人以上的；严重后果，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的，以及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失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虽然同属过失造成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它们的主观方面都为过失，都以发生严重后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但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罪：①危险物品肇事罪的主体是生产、存储、运输、使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人员；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②危险物品肇事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责任事故罪，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一种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中违反有关的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的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事故的，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存在竞合关系，危险物品肇事罪是特别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普通犯罪，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定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③危险物品肇事罪违反的是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损害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危险物品的生产、存储、运输、使用过程各阶段中的任何时候；重大责任事故罪违反的是关于生产安全的规章制度，违章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作业活动中。[5]
本案中，被告人付秀花由于未办理任何证照手续，属于无照施工经营范围，应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无照施工经营者能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的批复》，认定其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付秀花指挥雇工非法采石爆炸作业的行为危害了包括被炸身亡的三名雇工在内的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客体；由于付秀花并不希望事故的发生，对危害结果没有故意，所以其主观上应认定为过失；付秀花指挥三名雇工非法采石爆破作业的行为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并与生产有直接联系，这一行为违反了关于生产安全的规章制度，同时造成了三名雇工被炸身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要件。综上所述，法院最后对本案被告人付秀花定重大责任事故罪。

【注释】
[1]《刑法学》（下） 张明楷，第586-589页， 法律出版社。
[2]《刑法学（教学参考书）》张明楷，第406页，法律出版社。
[3]《新刑法条文释义》 刘家琛主编，第546页 ，人民法院出版社 。
[4]《新刑法案例释解》 刘家琛主编，第47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5]《重大责任事故罪研究》陈兴良
司法权威与司法诚信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诚信向来被尊崇为做人的立身之本，“言必行，行必果”作为名言传承千年，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诚信更是被视为个人和企业的第二生命，一旦有不诚信的记录，不诚信者在社会中将寸步难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诚信本身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当前，在我国大力倡导构筑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前提下，强调司法诚信的重要性，对司法诚信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更凸现其重要意义。
如果说通常意义的诚信一词体现对个体的要求，那么司法诚信则代表了国家司法机关在广大公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有人或许会质疑司法诚信这一说法，认为司法权威本身就包含了诚信的意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掌控了国家的司法权力，司法行为具有强制话语权，但这只是司法的单方表象，并不表明公民同时就对司法机关本身的诚信认同，也不表明法律与诚信是与生俱来的孪生兄弟，司法机关同样需要用司法行为来构筑公民心中的诚信长城。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律是所有社会规则的最低底线，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法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法律的真正实现最终主要依靠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司法诚信概念在公民心中的产生并最终形成确信、司法机关取信于民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公正司法。我们唯有通过公正司法，用行动来说话，使每一个公民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亲身感受到司法的诚信，从心中确立司法诚信的理念，知法、尚法、用法，从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氛围，使各种社会行为最终落脚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我们所寄予厚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司法理念追求“无讼是求”，倡导建立以道德为主导的社会评价体系，司法诚信也由于封建社会本质的局限性而变得遥不可及。社会主义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法律由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我国当前司法诚信的基石。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略的提出，更是为我国的司法诚信提供了有力保障。如今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以及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反司法腐败行动，其目的正是要在加大司法程序的透明度、采取多种便民利民措施的坚持上，增强司法诚信度，做到司法为民、司法利民、司法护民和司法惠民，最终取信于民。基于以上原因，司法诚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当前时代发展和司法机关内部改革的急需。
谈到司法诚信，司法机关应当是这一理念的直接实现者而不应当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趋势面前喑哑无语。司法机关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努力：一是树立正确的法律至上、司法为民理念，并将该理念真正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二是加强学习，增加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使司法人员有足够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能守护好社会公平和正义这道防线；三是完善管理机制，如严格把好案件质量关，健全岗位目标考核和违法违纪监督追究制度；四是努力向法官职业化方面迈进，积极协调，克服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和法官非职业化的弊病。真正打造出一支崇尚法律、清正廉洁、精通业务和高效务实的司法队伍，有这样的队伍，构建起来的司法诚信大厦才不是空中楼阁。
司法诚信的确立，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利于法律权威性的确立；有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公民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之下，争取与国际司法接轨，使司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使我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笑看潮头、立于不败。基于司法诚信的这几个积极意义，作为社会所关注的“执行难”以及由此衍生的所谓“法律白条”等热点、难点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解决。当前各地司法机关针对“执行难”问题所提出的种种技术性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触及问题的皮毛而非实质，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应当回到构建司法诚信这一具有全局性高度的问题上来。因为司法诚信源于司法公正，全体公民对司法本身已经形成信念，法律与正义和公平同在，在司法诚信的基础上，让诉讼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这样的情况下再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执行问题，它违反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准则和信用要求，必然全社会所不容。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提到司法权威一词，其实，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两者休戚相关，无信则无威，有信则威存。没有诚信的司法是悲哀的，更是危险的，权威和诚信同为司法的内核，任何一边不可偏废。司法诚信是当代社会中最大、最重要的诚信，我们的每一个社会行业若是都能站在司法诚信的高度和运用司法诚信的思维，一切棘手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社会需要司法诚信！社会呼吁司法诚信！

作者：唐时华 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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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昆明宣传》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