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第 136 号
《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陈金彪
2013年2月16日
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我市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申报、保护、传承和利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料、实物、建筑物和场所，已被确定为文物或者文物保护单位的除外。
第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第七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八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行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农村新社区四级保护管理机制。
第九条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教材，纳入小学、初中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与高中选修课程，支持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教学和研究，推动有条件的大中专院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二）财政部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相关资金的保障和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三）规划部门负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遗存、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的申报、规划工作；
（四）住建部门负责历史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工作；
（五）海洋与渔业部门负责与海洋与渔业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六）卫生部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类项目的审核、认定、抢救与保护工作；
（七）旅游部门负责宣传、推介与旅游项目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八）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打击侵占、破坏、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违法犯罪行为；
（九）水利部门负责协调水利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十）民宗部门负责协调与民族宗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十一）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机构协助做好温瑞塘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
市、县（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机构具体承担下列工作：
（一）执行市、县（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计划和工作规范；
（二）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申报、保护、展示、交流和传播。
第十二条 乡镇（街道）和农村新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由乡镇（街道）文化员承担。
第十三条 文联、社科联、科协和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应当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按照各自章程和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广播电视、出版等相关媒体应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第三章 调查与申报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第十七条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更新档案和相关数据库，妥善保管实物资料，防止损坏和流失。
第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按照下列程序申报：
（一）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由乡镇（街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申报项目进行汇总、筛选后，向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报；县（市、区）直属单位可以直接向本级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报；
（二）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由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申报项目进行汇总、筛选，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后，向市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报；市直属单位可以直接向市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报；
（三）列入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市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逐级申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可以向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
申报书应当说明其历史沿革、现存状况以及所依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提出具体保护计划和措施。
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接受申报后应当认真进行调查，确有价值的，要帮助其完善申报材料，并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一条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委员会，由市文化主管部门确定相关领域专家组成，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项目评审和专业咨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项目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申报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的，应当尊重当地群众意愿，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报，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评审，市文化主管部门审核，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省文化主管部门。
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属地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由项目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保护、保存；但市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由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保护、保存。
第二十四条 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列出名单，制定抢救保护方案，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抢救性保护，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采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真实、完整记录、整理；
（二）征集、收购相关资料、实物，保存、保护相关建筑物、场所等；
（三）其他可以依法实施的抢救措施。
第二十五条 对具有商业价值和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开展生产性保护。
第二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十七条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保护责任单位，落实保护责任。
保护责任单位应当按照项目申报书提出的保护计划和措施履行保护义务，并按年度向项目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报告保护计划实施情况。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用于下列项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相关实物的抢救、发掘、征集、收购、整理、编译、研究、出版和保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展示和传播活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和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的命名表彰；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津贴、补贴及后继传承人培养；
（五）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数字档案馆的建立；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传习所与展示馆的建设；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管理人员的培训；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捐助。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实物、传习所、展示馆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第五章 传承与利用
第三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一）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等表现形态；
（二）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或者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第三十二条 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表；
（二）本人在该项遗产中的习艺时间和实践经历；
（三）本人在该项目历史传承谱系中的序位，与同一地区、同一辈份的传承人之间的不同艺术特色；
（四）本人在该遗产项目的传承、发展中的艺术成就及相关荣誉。
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除应当提供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供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命名文件。
第三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和团体，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单位：
（一）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等表现形态；
（二）具有若干名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并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三）保存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资料、代表性实物；
（四）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或者较大影响。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确定和命名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确定和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前，应当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公示期满，对公示对象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认、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保存、保护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
（二）积极开展展示、传播等活动；
（三）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培养新的传承人；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五）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六）履行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相关的义务。
第三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符合用地要求的，按有关政策予以供地支持；
（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经考核符合相关要求的，每年发放专项补贴；对省、市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给予相应补助；
（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七条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核实后，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经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核实后，报市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
第三十八条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丧失传承能力的，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核实后，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丧失传承能力的，经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核实后，报市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
第三十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研究开发、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兴办专题博物馆、展示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营企业和个人出资筹建博物馆、展示馆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助或者奖励。免费或者低价收费展示的，给予适当经费补助。
民办博物馆、展示馆依法享受门票收入和非营利性收入等税收优惠。
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非营利性民办博物馆、展示馆，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采用划拨方式供地。
第四十一条 各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展示馆应当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
第四十二条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作、改编、表演、展示、产品开发、旅游等活动，应当尊重其原真性和文化内涵，不得歪曲、滥用、贬损。
第四十三条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等，属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纳入保密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授、使用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实物保护管理不力的，由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改正；造成遗失或者严重损坏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破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的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由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改正、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市、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侵犯调查对象风俗习惯，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不采取科学有效保护措施，造成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的；
（三）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保护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不履行申报、审核职责的；
（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六）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七）其他违法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遵循先例：中国审判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
—— 为“先例判决制度”申辩
王幽深 陈永忠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律系，宁夏 银川 750021）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1）
[内容摘要]重理性抑或重经验，一直被学界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在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司法目标一直被定格为对理性的追求上。事实证明，这种严格遵循成文法制度，以追求理性为目标的司法制度，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在强调理性或者不完全放弃理性追求的同时，适度采用“先例判决”制度，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提高司法质量应然选择。
[关键词]审判机制 先例判决 理性 经验 判例法
一、问题的由来
在法学界，一般认为，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学者在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这种研究视角能够使自己的研究直接进入主题，但在客观上也成了限制其研究思路的障碍。而与此不同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们在研究法律现象时，毋须什么立场，所以也就没有这种约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大陆法系的法学学者比较重“价值”和“规范”，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则重“事实”和“实证”。我国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但众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法律传统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法学学者也就更长于“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而短于“实证分析”和“事实分析”。我们所坚持的这种一脉相传的研究方法，客观上导致了社会需求与法学学者贡献之间的某种矛盾，以至于相互指责，互不信任[1]。不久前肇始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使得我国的法学学者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差距。
据有关媒体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原区法院），不久前在尝试审判制度改革时，在该法院内部，以成正式文件的形式，强制性的规定，将在全院推行“先例判决制度”。中原区法院这一制度性改革，使得我国多年来一直裹足不前的司法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渲染大波。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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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分析见 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六期。
[2]事实上，目前在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方面，并非只有中原区法院尝试“先例判决制度”。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的法院也在尝试“判例指导制度”，只是其范围仅限于民事审判而已。但天津的尝试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参见朱达志：《“判例指导制度”与“先例判决”的区别》，人民网 2002年9月5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816430.html
我国“先例判决制度”的倡导和公开实施者，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法院。
该院院长李广湖就这种改革解释时称：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 。 先例是指“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审判技巧、运用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本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的案件；审理中较成功地把握住相关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的案件；其他对本院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先例判决在内容上分为刑事、民商、行政三种。”[3]尽管中原区法院在推行这一制度时很谨慎的选择了“先例判决制度”的表述，而没有采用“判例法”的字样，但只要具备最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就是“中国式的判例法”制度。[4]
一般来说，一个法院内部的改革尝试，特别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尝试，往往并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然而，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次改革尝试，却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中尝试的程序或者方法有什么难度，而在于司法理念的深从此变革，它事实上为我们的司法活动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我们的司法过程，特别是审判制度到底是应该追求“理性”？！还是应该追求“经验”。而“理性”与 “经验”的优劣之争，也恰恰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优劣之争。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客观上，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过程一直是以追求为所谓 “理性”是唯一目标的。而“遵循先例”却恰恰是以追求“经验”为目标。所以，作为另类的，以追求“经验”为核心的“先例判决制度”的出现，当然也就会引起一定的震动和各方的必要的关注。
二、关于理性与经验的基本评判
一般认为：“成文法国家以‘立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判例法国家则以‘司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5] 所以，重理性还是重经验，一直被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因为大陆法系采取的是严格的成文法制度，而为英美法系则采取的是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制度，这就形成了大陆法系重理性，英美法系重经验的主流意识。“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争论，事实上就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制定法”与“判例法”之间的争论。而“关于判例法与制订法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英美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法官柯克、普通法之父布莱克斯通等人认为，以普通法为主体的判例法优于制定法。理由是，普通法以一般的习惯为基础，反映了人民的一般意志，而制定法往往是立法机关临时的甚至专断的产品。普通法作为人民自由的表达和保障，体现了法律是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的本质；而制定法是立法机关从外部强加的，是创造的法律，这将危及‘法律的本质’。制定法往往造成突然的法律变革，缺乏规则的一贯性，因而会打断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损害法律的稳定性；而通过司法判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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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广湖：《“先例判决”制度之浅见》，《工人日报》， 2002年9月15日。
[4]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判例法，是因为这种判例法制度既不象英美法系国家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那样严格，也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判例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而是一种各方兼顾的新的制度。
[5]刘武俊：《判例法与司法知识的传承》，见刘武俊著：《享受法律——一个法律人的思想手记》，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9页。
循序渐进的改革，则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6]所以， 英美国家最终确立“判例法”制度的事实，表明了“判例法”优越性理念在英美国家中的地位。
“然而，关于判例法的优越性问题，英国著名的学者奥斯汀(John Austi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法乃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观点出发，认为布莱克斯通所论证的普通法乃是司法过程发现的法的观点，根本是幼稚的杜撰，他认为法官造法使法律变得支离破碎，没有系统，只有在颁布法典以后，立法和司法才不会出现重叠现象。而边沁 (Bentham)从法律本身应是一套完整而且自足的解决纷争的体系观念出发，认为英国普通法是不可靠的。他指出： ‘习惯法就是法官造出来的法律。你知道他们如何造出来的吗?就像一个人为他的狗造出许多规则一样，当它做了某种你想禁止的行为时，你就等它做了以后再打他。这就是为你的狗立下许多规则的方法，而这也就是法官为你和我立下规则的方法’。他认为法律必须预先指导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对人们的行为事后惩罚。” [7] 至今为止，这种优劣之争依然延续着。
虽然学者们之间关于两种审判体制的优劣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但事实证明，各国司法实践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甚至认为：学术界流行的“只有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才‘遵循先例’制度。大陆法国家则以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为惟一判案依据”纯粹学者们是个“虚构”的。[8]事实上，目前大陆法系也有遵循判例的迹象“法国学者Savatier承认‘法国民法典的某些部分已经不再是成文法，而已变成判例法了’。…….. 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并没有明确采纳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原则，但判例在补充法典的规定、指导法官办案方面的作用，无疑是大大加强了。以德国为例，......1990年至1995年期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被采用的比例是97.02％，1992年至1995年，联邦财政法院颁布的判决有99.29％引用判例。而日本在这方面比德国走得更远。”[9]种种迹象和客观的事实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英美法系只有判例法、只重经验司法基本准则，事实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单纯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或者只强调判例法、只重经验的司法准则，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依然强调传统的，甚至是僵化的，以所谓追求“理性”为惟一司法目标的理念，显然与整个国际司法环境的大趋势是格格不入的！
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是理性化原则。但这种理性化实际上是一种完全虚化的理性。尽管在我们的立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或表述，但事实上，被我们一直奉为原则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案件的制度，就是坚持法治理性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司法实践，一个不允置疑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追求的理性是盲目的、漫无目标的。同时，各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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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高洪君：《英国法的主要特征》，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7]、[9] 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8]张千帆：《“先例”与理性：为中国司法判例制度辩护》，《法制日报》，2002年10月31日，第8版。
对司法活动干预的客观现实，致使我们至今司法未能实现完全独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求我们的司法做到只重理性是根本不现实的。既然我们不能做到重理性，那么为何不来尝试一下重经验呢？！至少在我看来也许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
三、选择经验（先例）的理由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主张应该选择重经验的司法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完全放弃司法活动追求理性化的基本立场。就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推行的“先例判决制度”而言，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第一种意见是持明确的肯定态度，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并确立司法判例制度。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该认可，更不应该确立司法判例制度。
在肯定者中，既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萧瀚研究员等，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法学学者和司法实际工作者，他们普遍认为：司法只有公开才能公正。所以，判例的公开是推行先例判决的重要前提；判例法并非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利，而是法治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成文法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因为它本身就是法治国家为了更有效率和成本更低地实现正义的必然结果；使用遵循先例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能体现法官的能动性，对自己的司法行为负责，尤其在必须打破旧规则确立新规则作判决的时候。
另外，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认为：就公法来说，大陆法系具有优越性，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政府都不能做，这是对政府的限制，也体现了政府在“依法办事”的同时，对执法对象给予最大可能的宽容与保护；从私法角度来讲，判例法更具灵活性，法律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能做。因此，既坚持大陆法系的优点，又适当借鉴英美法系的可取之处，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方向。[10]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民教授，则早在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种尝试前，就曾撰文呼吁建立中国的司法判例制度。[11]
在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张志铭研究员是在肯定了这种改革的可取之处后，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赞成中原法院的这项改革的，甚至认为这项改革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很好地回应了理论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代表了中国司法和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又强调“主体要适格，方式要恰当。”[12]也就是在肯定了其改革的过程的同时，对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质疑，这种主张印证了这样一种学术思路，即过程也许是合理的，但结果或内容却是有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龙卫球教授认为：“下级法院推出的所谓先例判决制，是目前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件很坏的事情，对之不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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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相关讨论资料参见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及www.lawintime.com、
[11]参见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2]张志铭：《论司法改革中的主体适格问题——以“先例判决制度”为例》，《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2日。
励，相反应加以反思。”先例判决制度“属于违法司法或违宪司法，不容于法治社会。” “致命的危害，就是破坏司法独立。” “即使我们将来要改革法源形式，
承认判例法，那也要先修宪而后行。”[13]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则认为：中原区法院这样的做法不妥。他认为 “就算在英美法系国家，能够创立具有约束力的先例的也只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而非基层法院。他还认为，司法改革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对法官以外的任何其他权力对它的干预，而中原区法院的做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了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根本违反了司法改革的趋势。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点，可以从局部尝试开始，但是，涉及案件中适用怎样的法律的改革，却只能是全国一盘棋。在这方面，“小统一”反而会导致大分歧。一家法院遵循自己的先例，就算在本法院内部统一了，但却影响了大的统一，他举例说：“仿佛当年阎锡山在山西修的窄轨铁路，省内固然是‘车同轨’了，然而，出了山西却是一概不通———小统一反而成为大统一的障碍。”总而言之，他认为这种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就像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协调一样。[14] 贺教授的观点至少有两个方面是经不起分析的，一是基层法院的判决不可以成为判例；其二是地方的小统一会阻碍全国的大统一。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事实上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念。关于基层法院的判决是否可以成为判例，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小统一会阻碍大统一的担忧却值得怀疑，依目前中国的法治状况，这种担忧至少在目前还属于杞人忧天。 因为，客观的讲，全国大统一的法治化，在我看来尚只是法学家们的理想，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另外，还有人认为在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同时，认为中原区法院的作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我国“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有司法解释权。一个区法院无权立法，更无权确认判例为法律渊源；二是对于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不论身处中原还是西藏，都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审判；三是如果先例错误，那么其后会出现一系列错案。 [15]甚至断言：“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16] 此外，还有不少则从操作性等方面对此提出了质疑。[17]
归纳起来，反对确立先例判决制度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谁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先例”；二是如果先例错误，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对于第一种理由的反驳意见本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论述，而对于第二种理由，则纯为杞人忧天。严格说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依照成文法处理具体的案件，就不存在这种错误的可能吗？当然不是。这里实际上还是涉及对司法过程的信任问题，也涉及对法院权威的认可问题。无论是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一定限度内的错案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如何处理和认识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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