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告第13号
《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已经2008年1月22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被征地人员老年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及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14号）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经过试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的被征地人员。被征地人员是指由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且在征地时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年满18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因城市建设、改造和重点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的人员，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可纳入本办法参保范围。
第三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建立抗风险专项基金；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保障水平，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相适应；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被征地人员参保时的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缴费；被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费；征地过程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纯收益中提取适当比例的专项费用；
（四）基本养老保险实行政策引导、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
（五）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全市为统筹地区，基金实行全市统筹和调剂。
第四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免征税费，实行收支两条线、财政专户管理。
第五条 劳动保障部门为辖区内基本养老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具体经办业务。乡（镇、街道）劳动保障管理服务机构按规定权限负责做好具体参保的组织和服务工作。
第六条 财政部门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风险基金的管理、监督以及政府补贴资金的筹集。国土资源、农业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负责审核、指导、监督做好被征地人员参保审核工作。民政部门要监督村（居）委会做好被征地人员参保申报、公示、初审的工作。审计部门负责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行和支付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二章 基金的筹集
第七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
（一）被征地人员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集体对被征地人员参保时的补助缴费；
（三）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以及拨入的抗风险资金；
（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国家规定营运获得的收益；
（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利息；
（六）其它来源。
第八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组成，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须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账户。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产生的利息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第九条 政府补贴为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补贴，补贴划入统筹基金。市、县区级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纯收益中提取适当的资金，用于承担本级政府补贴，提取资金不足的，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解决。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补贴的承担比例和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根据地区经济、财政收入以及征地市场价格由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条 征地过程中，在征地成本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抗风险基金。
第十一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时，其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缴费，由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定和收取，并使用全市统一的专用票据。
第十二条 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补贴，由各级财政根据年度内参保人数和所选参保标准，年度内定期核准和划拨。政府补贴部分按参保人的最低缴费年限补贴。
第三章 参保与缴费
第十三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的人员；
（二）征地时对所征土地享有承包权的人员，即征地时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庭中在册人员；
（三）因城市建设、改造和重点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按本办法参加本保险人员。
（四）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时年满18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
（五）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的，国务院、省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符合上述（一）至（四）项条件，但已被录用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兵役法》参军入伍后转为军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不纳入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的范围。
本条所指的征地时间，以批准征地机关的批文为准。本条所指的年龄，以居民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为准。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分为三个档次，缴费标准如下：
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安宁市、呈贡县为190元/人·月、150元/人·月、120元/人·月；
晋宁县、宜良县、石林县为170元/人·月、130元/人·月、100元/人·月；
东川区、嵩明县、富民县、寻甸县、禄劝县为150元/人·月、110元/人·月、80元/人·月。
第十五 条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进行适当调整。当月执行的缴费标准为当期缴费标准。
第十六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以村（居）委会或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为参保单位。被征地人员参保申报审批程序为：由本人申请，所在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初审；报村（居）委会审核并向村（居）民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经国土资源、农业部门依据征地和土地承包情况进行审核后，送乡镇、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并发给《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证》。
第十七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时的档次选择，由村（居）委会及村（居）小组（股份合作社）与参保人协商后确定。
第十八条 1998年12月31日以前，被征地人员的缴费和补贴比例为：全部失去土地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60%，政府补贴40%；个人耕地不足0.3亩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70%，政府补贴30%；个人耕地0.3亩以上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0%，政府补贴20%。
第十九条 1999年1月1日以后至本办法实施之前，被征地人员的缴费和补贴比例为：全部失去土地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70%，政府补贴30%；个人耕地不足0.3亩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0%，政府补贴20%；个人耕地0.3亩以上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90%，政府补贴10%。
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之日起，被征地人员的缴费和补贴比例为：全部失去土地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0%，政府补贴20%；个人耕地不足0.3亩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5%，政府补贴15%；个人耕地0.3亩以上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90%，政府补贴10%。
第二十一条 征地过程中预留的生产、生活用地纳入被征地人员耕地的计算范围。被征地人员参保时个人耕地为0.3亩以上（或以下）的，后因征地导致个人耕地减少至不足0.3亩（或全部失去土地）的，按照第十六条的申报审批程序办理后，次月起按照相应的缴费比例缴费。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以前产生的被征地人员参保时，其所在集体可以从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和集体经济收益中对其给予补助。补助数额可以实行按比例补助，也可以实行定额补助。具体补助数额，由其所在集体自行确定。
第二十三条 在我市辖区内，被征地人员因嫁娶等迁离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申请参保时，由本人在原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提出申请，由原地按照第十六条的申报审批程序办理参保手续。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以后产生的被征地人员参保时，其所在集体须优先将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为被征地人员缴足到领取年龄能享受基础养老保险生活费待遇的保险费，以确保被征地人员的老年基本生活。具体补助数额，由其所在集体自行确定，但最低不得少于缴费标准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五条 被征地人员的缴费方式，按当期缴费标准和比例原则上当年的年内缴清。确有困难的，也可根据家庭收入不定期方式进行缴费，但首次参保须缴纳不少于1年的保费。
第二十六条 发生征地的村（居）民小组中，不符合本办法被征地人员条件的其它人员（因嫁娶等原因转入的人员），且为该村农村常住人口，并年满18周岁以上人员，个人自愿申请参照本办法参保的，可以凭身份证或常住户籍的有效证件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办参保手续，并发给《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证（参照）》。此类人员称为参照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第二十七条 参照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参保缴费档次由个人选定后按当期缴费标准全额缴费，原则上一年一次缴清。确有困难的，也可根据家庭收入不定期方式进行缴费，但首次参保须缴纳不少于1年的保费。其所缴纳的保险费85%记入个人账户，15%划入统筹基金。
第四章 缴费年限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八条 被征地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为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的起始年龄。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缴费超过15年的，根据超过的缴费月数计发附加养老待遇。
第二十九条 被征地人员男年满60周岁以上不满7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以上不满65周岁参保的，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的最低缴费年限为：按15年计算，每增加1周岁减少缴费年限1年（即：男61周岁、女56周岁的为14年；男62周岁、女57周岁的为13年，以此类推）。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缴费超过最低缴费年限的，根据超过的缴费月数计发附加养老待遇。
第三十条 被征地人员男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及其以上参保的，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的最低缴费年限为5年。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缴费超过5年的，根据超过的缴费月数计发附加养老待遇。
第三十一条 被征地人员记入个人账户的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或超过最低缴费年限，且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至终年。
基本养老生活费由基础养老生活费和附加养老生活费两部分组成。
基础养老生活费为当期缴费标准。
附加养老生活费是指参保缴费超过最低缴费年限以上的缴费部分用最低缴费年限分摊后增加的养老生活费数额。具体按以下公式计算：
月附加养老生活费＝MP（L－R）÷R（元／人·月）
公式中的参数为：M为当期缴费标准（当期基础养老生活费标准，单位为：元/人·月）；P为参保时所选档次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缴费比例（单位为：百分比）；L为记入个人账户的累计缴费年限（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累计缴费月数，单位为：月）；R为最低缴费年限（单位为：月）。
第三十二条 被征地人员按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其领取的数额最高不得超过参保人当期缴费标准的三倍。
第三十三条 被征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缴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记入个人账户的累计缴费未达到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而年龄已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费年龄的，经本人申请，村（居）委会审核，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以个人账户缴费累计月数计，推后欠缴月数，按当期缴费标准发给基本养老生活费至终年。
第三十四条 基本养老生活费先从个人账户中支付，个人账户不足支付的，从统筹基金中支付。
第三十五条 参照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在计算待遇时，其“所选档次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缴费比例”按85%计算。
第三十六条 参保人因身份和职业转变，已被录用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兵役法》参军入伍后转为军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的人员，不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根据个人意愿一次性退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暂时封存个人账户，以后按规定续保；或者折算转给其指定的其他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未领取养老保险生活费待遇）的个人账户，同时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七条 参保人在本市辖区内因婚、嫁、娶等原因变更常驻地点的，可根据个人意愿办理转移，但只转移个人账户，不转移基金。其以后的缴费可按当地对应的档次和标准缴费及计算养老生活待遇。其缴费不足的部分按当期的缴费标准由个人缴纳补足过去的累计缴费差额，超过部分可折算为增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三十八条 参保人出国（境）定居的，向参保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相关证明，办理相关手续后，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其已领取养老基本生活费的，可根据本人意愿，可委托他人代领或一次性支清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九条 参保人死亡的，其亲属须向参保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死亡证明，从其死亡的下月起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办理有关手续后，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一次性支付给合法继承人。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社会统筹、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和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第四十一条 征地时按照国务院国发〔2004〕28号文件规定批准增加的安置补助费以及征地成本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须用于补贴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险费用和建立抗风险基金，国土资源、财政部门应当做好监督、指导和落实。
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须设立专门经办机构，隶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配备相应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办公场所及工作条件，负责农村社会保险的具体业务经办。主要职责是：基本养老保险核定、登记、收缴、支付及个人账户管理等工作。
第四十三条 国土资源部门在征收土地过程中，督促做好被征地人员的参保，并对参保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核把关。农业部门负责督促村（居）委会依经济能力实施集体参保补助，对参保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核。民政部门负责对基层组织实施此项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核定、发放、统计及基金和个人账户的管理实行统一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费发放实行社会化统一发放，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费的发放及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和发放，须接受审计、财政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的审计和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参保人死亡后，他人冒领其养老生活费的，由劳动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一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放宽参保条件的；
（二）违反管理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三）擅自放宽享受养老生活费条件的；
（四）违反规定减发或者增发参保人养老生活费的；
（五）侵占、挪用养老基金和风险基金的；
（六）用保险基金和风险基金平衡财政预算的；
（七）拒绝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参加保险的。
第四十八条 发生争议的，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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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新生儿脑瘫案例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朱晓卓 倪 征 田 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210029）
摘要：对脑瘫等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是一种典型的非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和其他类型相比，这种方式的安乐死有其特殊性，从伦理学分析也是可行的，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仍需对鉴定缺陷标准的认定、死亡的处置权等加以考虑。
关键词：新生儿、脑瘫、伦理学、安乐死
近几年，荷兰、比利时相继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规定医生必须在严格的规范下才能为病人执行安乐死，执行安乐死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病人必须是在头脑清醒时的自愿性、独立性，显而易见，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是缺乏这个前提的，这也使得对其实行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同时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目前在理论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某市发生的一例新生儿脑瘫所引发的医患官司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一、案情介绍
1994年9月，产妇南某在某职工医院分娩，由于产妇妊娠时间过长，羊水量过少，因胎儿在子宫内已存在缺氧的情况，但院方对此重视不够，未能及时放宽手术指征，以及院方本身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患儿王某娩出后即出现了重度窒息的重危症状，随后患儿即被送至该市儿童医院，该院医生根据患儿的实际病情，判断其预后较差，提出放弃治疗的建议，但是患儿家属予以拒绝，后虽经全力抢救，患儿仍形成了缺氧性脑病、脑萎缩。1995年4月，经过该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差错”。2000年12月，该市中级法院对患儿王某进行法医学鉴定，认为由于患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较长时间的缺氧，认定患儿残疾程度达到一级；还认为目前患儿智力极度低下，言语思维功能丧失，并有严重的癫痫症状，对此医院在诊疗中的差错和患儿目前状况存在因果关联。患儿王某家属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职工医院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共计2百余万元。
二、伦理学分析
新生儿发生脑瘫的因素很复杂，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不能给其一个科学合理的完整解释，更不能说用科学的手段、有效的药物从根本上治愈脑瘫。因而新生儿发生脑瘫，即使当时抢救成功使其存活，患儿家属无论是对患儿进行的后续治疗费用，还是患儿今后的生活护理费用，其投入都是巨大的，且从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而言，也是极差的，生命期限也会因此而缩短。因而对有患有诸如脑瘫之类的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即安乐死），在临床实践中也会时常发生，但是这种行为往往在法律上是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予以保护的，也就说是违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对于此类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安乐死进行伦理学的评价是有其特殊意义的，现就结合此案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安乐死对象的特殊性
随着安乐死研究的深入，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界定还未能在理论界形成一致，多数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以举例如界定对象为晚期恶性肿瘤失去治愈机会的患者、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且不可以逆转的患者等等，根据一些国家、地区现行的相关安乐死法规以及理论界的相关看法研究来看，对于安乐死的界定应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客观条件，存在死亡痛苦，且这种痛苦必须是无法忍受，无法医治的；二是主观条件，公民享有安乐死的权利并行使这种权利，即必须经过患者申请，且患者所患疾病医学上证明其无法挽救，方可主动实行安乐死。所以可见，只有具备了“死亡痛苦”这一要件，才能申请安乐死，也只有其中自愿要求安乐死的人，才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即安乐死对象的认定条件应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统一，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只有“自愿要求解除死亡”才能成为安乐死对象的共同本质[1]。但用上述两个要件来规定有缺陷的新生儿就不能完全适合了。以此案为例，患儿王某刚出生，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不具备行为能力的，而因其脑萎缩，其思维语言能力完全丧失，虽可享有安乐死权利，并不会主动去行使这种权利，这也并不意味着其失去这种权利，所以其主观条件是难以实现的。至于客观条件，患儿王某在娩出后既出现严重的窒息症状，推认为存在死亡痛苦也不一定成立，一方面由于新生儿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客观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因有缺陷的新生儿存在虽无生命危险但有诸如智力低下或无痛感等情况的可能。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而言，其本质应和脑死亡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相类似，其关键特点在于不能清楚地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实现这个意愿，而且其重要前提条件是新生儿具有客观存在的不可逆的缺陷。从现代医学科学角度，有缺陷的新生儿的标准是：①不可能度过婴儿期，届时已处于临终状态；②处于不可抢救的疼痛之中，采用直接治疗和长期理疗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缓解；③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可能具有最底限度的人类经验，该新生儿对他人特别是亲人的照料在感情和认知上没有起码的反应能力[2]。可见，新生儿的缺陷和一般意义上的残疾是不能等同的，患儿王某存在缺陷而非残疾，所以有缺陷的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是有其特殊性的。
（2）安乐死类型的简单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的垂死病人的生命所采取的临终处置，通常有被动和主动之分。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即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现代医学科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过程；被动安乐死是指确定无法挽救其生命的病人终止治疗即停止使用维持其生命的现代抢救设备，任其自行死亡，又称“消极安乐死”或“允许死亡”[3]。此外学术界又以是否处于患者本人的意愿作为标准又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以上两种分类方式进行组合，可以有四种类型：自愿主动安乐死、非自愿主动安乐死、自愿被动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
就对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的安乐死而言，实际只有一种类型，即非自愿被动安乐死。这种类型安乐死主要针对无行为能力不能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了脑死亡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等。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被动安乐死为非自愿，例如本案中因为患儿王某是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如若当时在儿童医院放弃治疗，即是一种非自愿被动安乐死，而非自愿安乐死不是建立在公民本人意愿上，而是他人意愿上的。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对于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无疑是侵犯了其生命权和人身权，这和法律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其次，如果新生儿或处于深度昏迷，或是智力极度低下，既可能不存在死亡痛苦，也有可能并非处于无法挽救的濒死状态，像本案患者王某目前的状况，如果保证其继续治疗，其生命还有可能在无死亡痛苦中延续，该患儿本人也不会提出死亡要求（即安乐死），但患儿所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应是伦理学理论界值得思考的。
（3）安乐死评价
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采取安乐死进行评价，主要涉及三种伦理规范，即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这三种理论即有重复之处，也不乏冲突的地方，以本案为例，患儿王某如从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角度而言，生命价值的神圣以及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了尽力去挽救该患儿的生命的重要性，但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对其实行安乐死有利于卫生资源合理公正分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安乐死是属于社会文明的范畴，所以社会伦理的要求更为重要，在实际生活中当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更要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就如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不是从社会伦理的高度进行评价其合理性就难以实行了，也正由于有了社会伦理规范的保证，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前行，因此，应当把社会伦理评价放在第一位置，打破单纯局限的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的束缚，才能真正有利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的评价也应该从社会伦理的高视角出发。
三、立法思考
由于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其在实行安乐死过程中，虽然是安乐死的主体，却没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现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关看法。
（1）鉴定问题
无论是从伦理还是人情的角度出发，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只要生命存在就存在治好的“希望”或是“可能”，轻易结束一个有缺陷新生儿的生命，无疑也是草菅人命的错误行为，所以对有缺陷的新生儿的认定，必须有严格、具体和科学的统一标准，不仅要和目前的医学科学发展实际相符合，而且在实践操作中也要具有可行性，并对此加以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在鉴定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新生儿的缺陷和残疾加以明确严格的区分，而且必须明确这种缺陷状态是不可以逆转的。另外，对新生儿这种不可以逆转的缺陷，在实践中会出现这种缺陷并不是新生儿一出生就可以显见的，可能必须是存活了一段时间才能予以明确确认，这些都需要在鉴定标准中加以严格界定的，必须有法可依。现有的新生儿的缺陷标准（详见上文）过于笼统，仍需医学上对各种缺陷情况具体明确的予以确定。
（2）安乐死的处置权
由于新生儿无行为能力，更不能通过自己的思维行动或言语表达其安乐死的意愿，所以对于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处置权就不能掌握在新生儿自己的手中。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确定其监护人，新生儿监护人就是其父母或其直系亲属，有缺陷的新生儿的存活与否直接影响其利益，所以只有是新生儿的监护人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安乐死。但由于这关乎人命，也涉及医学领域中的相关问题，所以新生儿的监护人在实行这个决定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医学上的明确确认，因此对于确认过程中医生的资格、身份，监护人的资格、身份都要有严格的标准予以确定，并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证明人的处置方式，以保护新生儿安乐死的客观、公正、科学，防范以后有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或者医患官司。
如立法上述两个方面予以明确确认，结合本案例，患儿王某在娩出后经检查得出相关客观指标，符合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成立要件（即缺陷标准），经医学确认后向患儿监护人（即其父母）提出建议，根据法定要求和程序，最终由王某监护人决定是否对王某实行安乐死，如实行则采取相关医学技术进行。可见，上述程序应该在实践中有其可行性的。
综上所述，对于有不可逆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思考，是基于医疗资源在伦理学上分析并结合其特殊性进行的。现行的一些国家的安乐死法规主要针对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对象是有行为能力且能表达自己安乐死意愿的公民，所以，相对于新生儿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虽然从目前医学科学技术而言，对于任何人实行安乐死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但技术上的可行，并不意味着伦理上的应该的。科学为我们的行动选择开辟新的可能，但不能直接成为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对于安乐死的研究，尤其是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仍然需要理论界的进一步予以探究。
参考文献：
[1] 冯坤、隋卫东《安乐死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卫生法制，2002.5 p16
[2] 徐宗良、刘学礼、瞿晓敏《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p257-258
[3] 达庆东《卫生法学纲要》[M]，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3 p257
作者介绍：
朱晓卓 南京中医药大学2002级医药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
EMAIL：：zhuxiaozhuo@sina.com
联系地址：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法学教研室 邮编：210029
倪征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
田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