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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 新 世 纪 的 中 国 法 理 学

检察日报1999年10月1日

中国法理学将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都关注的时代课题之一。根据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和趋势，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理学——　
　一、将从统一发展走向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之间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中国法理学在本世纪初创，发展到现在，其主流基本上是统一的。在前五十年，基本上统一于移植的西方法理学模式。在后五十年中，则经历了模仿、冻结、恢复、改革和初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文革”后，我国法理学以恢复“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发端，作出了将其变更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改革。随后，中国法理学开始了以“法学基础理论”为主旋律的统一发展。其线索，一是法理学研究的发展，二是法理学教材的发展。从研究来看，经历了恢复、反思、创新三个阶段。研究的成果大多数被不断更新的法理学教材所吸收、固化。如果说法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多元发展，法理学教材则侧重的是综合统一。法理学统一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在二十一世纪，这种状况还将继续，进而形成“多元发展”作龙头、“综合发展”稳步跟进的总体态势。这既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由学术研究与教材发展的关系、独立教材与统编教材的性质所决定的。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将在多元发展的带动下，相互促进，进而促进整个法理学的发展。　　二、将从既有理论走向保存精华与开拓创新相互结合，可望形成不同的法理学学派。中国法理学的既有理论，是中国从古以来所产生、形成、借鉴、吸收，延续至今的法学一般理论、观点的总和。对于既有的法学理论，要进行的不是抛弃，而是审视和吸收；不是固守，而是继承和发展。既有的法学理论中包含着一代又一代法学家智慧的结晶，其中不乏精华。既有法学理论是未来法学理论萌生的前提和基础。彻底否定了既有法学理论，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新的法学理论存在的依据。新的法学理论并不是与既有法学理论绝对对立的两个事物，它仅是既有法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毋庸置疑地包含着既有法学理论的优秀部分。因而，既有法学理论，不论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从苏联、西方得来的舶来品，还是结合中国国情的独创，都应受到理性的善待。
　　在新世纪，中国法理学尤其需要开拓创新。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新型政治体制的建立，随着一国两制的推行和法律全球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必然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经受着如何保存既有精华与如何开拓创新的历史考验。由于创新路径、方法、着眼点的差异，不同的法理学学派将由此而产生，法理学也将因此而更加繁荣。
　　三、将从历史积淀的现实走向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对立统一。现有的中国法理学主要是苏联法理学、西方法理学与中国原有法理学思想相碰撞而积淀形成的。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法理学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经济状况，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必然会制约中国的法理学状况，不仅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过去，而且也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的文化状况，包括法律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都会影响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他们尤其主导着中国法理学的价值取向，进而渗透进法理学的各个方面，乃至浸润整个法学。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同样会给中国法理学以深深的烙印。中国法理学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无法否认的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的前后相因的传承关系，所传递和保留的必然有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因为它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它才得以在世界法理学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世界法理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法理学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有一个融入世界大潮的问题。开放的中国法理学必然、也必须走向世界。
　　中国法理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它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保留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法理学走向新世纪的对立统一之路。　　四、将从法理学独自发展走向概括部门法学与指导部门法学二者并重。部门法学是法理学的实证来源和经验支持，它们为法理学的发展提供实践材料。法理学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概括，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指导；应是部门法学的力量基础，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升华。法理学必须处于科学的位置，担负起应有的理论责任。长期以来，中国法理学却无视部门法学的发展与要求，我行我素，以致形成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各自发展、相互封闭的畸形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部门法学有一定责任之外，主要的责任还应归之于法理学本身。如果法理学有足够的能力，对部门法学既概括又指导，那么，部门法学也就不会无视法理学的存在及其发展。由于法理学自身发展水平的局限，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即使部门法学由于缺乏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而显得肤浅，也使法理学由于不能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而显得难堪；既阻碍了部门法学的发展，也禁锢了法理学的活力。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中，它概括部门法学、指导部门法学的形象已经初露端倪。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法理学家的辛勤耕耘，下世纪，实现法理学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的目标，已为期不远。
　　五、将从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走向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时代交替和使命转换。中国法理学在经历了历史浩劫后，恢复它的是历经苦难的老一代法理学家。他们或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和法学的缔造，或直接求学于苏联或苏联专家。风风雨雨，使他们备受创伤。一旦春风徐来，他们就强忍着满身伤痛，重振精神，为中国法理学的恢复不辞辛劳，为中国法理学的反思殚精竭虑，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赴汤蹈火。应当肯定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家是极其悲壮，极其可敬可佩的。在所有法学家中，法理学家所受的创伤最重，所冒的风险最大。每当回想起中国法理学的重创历程，我们不能不向老一代法理学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现在，老一代法理学家大多数年事已高。在他们的教导下，新一代中青年法理学家已崭露头角。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着时代的交替。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的法理学领域，自然地出现了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学术队伍新格局。
　　值此世纪之交出现的法理学家的新老更替，不仅仅是年龄结构的调整，更是学术使命的转换。如果说老一代法理学家的历史使命主要是重创中国法理学，那么新世纪的青年一代法理学家的使命则主要是更新中国法理学，使中国法理学在新的世纪获得新的创新和发展。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正完善之我见


作者:
秋实
一、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立法背景及修正意义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是修订后的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其产生背景是基于一个时期以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客观实际而采取的司法保护措施。在当前的改革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一些人以各种形式损害国家利益，捞取个人好处，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刑法实施过程中，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某些行为，如在仓储或企业管理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给本单位造成重大损失；违反规定在国际外汇、期货市场上进行外汇、期货投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依照刑法无从追究。刑法无论是渎职罪还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且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上述行为也难于追究刑事责任。有鉴于此，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相比，主要的修改与补充体现在：一是扩大了犯罪主体范围，即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扩大到“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纳入本罪的主体；二是修改了犯罪主观要件，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构成本罪应具备：“徇私舞弊”情节，《刑法修正案》取消了这一限制，并将“徇私舞弊”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扩充了主观罪过范围，不局限于原来的“徇私舞弊”所体现的间接故意，将罪过范围扩充至包括“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即过失与间接故意；三是修改了犯罪客观要件，即将“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亏损”修改为“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或者“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四是提高了法定刑，将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三年提高到七年，即由原来的一档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改为两档法定刑：构成犯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具有加重处罚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关于修正后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适用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破产的界定
在如何认定企业破产问题上，有观点认为，企业破产即是被法院裁定破产的事实状态。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我们必须考虑到，破产制度在我国存在的时间还不长，现实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国有公司、企业应宣告破产而不能宣告破产。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审计，只要能认定国有公司、企业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就应认定行为人的行为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
?二?正确区分本条款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的界限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的根本区别在于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的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后者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员的适用问题。我国政治体制的固有特点是国家机构中存在一批不属于国家机关（属事业单位）却行使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如专利局、气象局、地震局等?的机构；也有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又行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如烟草专卖局（公司?、供电局?公司?、邮政局?公司?、电信局?公司?等。笔者认为，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员尽管依法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在履行公务中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定罪处罚。
?三?关于法律条款引用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如触犯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在法律适用上是直接引用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还是直接引用《刑法修正案》第二条，抑或同时引用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刑法修正案》第二条？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其法律效力依附于刑法。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法律适用时，只须直接引用该刑法条款即可，无须单独引用《刑法修正案》第二条或同时引用《刑法修正案》第二条。